最近的电影(一)

冯小刚《只有芸知道》

画面美,新西兰的美景如同世外桃源,纯净,平静。山坡上有一套房子,房子里住着自己和爱人,再有一条狗,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吗?可如果有一天这样的生活真的伸手可得,很多人里的大多数怕又无福消受了,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尘世里做个凡人有很多烦恼,老觉得事事不如意,没了那丝烦恼呢?也未必会心安吧。

回到剧情,电影里的爱情简单得有点不真实,几乎没有冲突和矛盾。除了女主人公一直想去看鲸鱼,男主人公想要先挣一点钱。这似乎也构不成一般人认知里的冲突和矛盾。喜欢热闹的人,看这部电影大概会失望。爱情本来就是平淡的,我们看惯了影视剧、文学作品里轰轰烈烈的爱情,反倒觉得真爱不真实了。

冯小刚老了,他的电影语言也柔和了。他早期的贺岁片大多取材于王朔的作品,连王朔的思维和表达都全部照搬。最近这几年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他自己的电影。遗憾的是,这种电影统统挣不到钱。文艺和情怀纵然再好,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买单,这个道理被证明很多次了。冯小刚以前骂垃圾观众,他拍的那些商业片不也在培养垃圾观众吗?

最后再说演员,黄轩很棒,整个人的气质干净,演技也不错。能被陈凯歌、冯小刚、娄烨这样的大导演看中,演技怎么会差。这里忍不住要说一点。这两年流行的咋咋呼呼式的表演并不一定是好的表演。演技爆发是存在的,可千万不能跟语言爆发划等号。有时候内敛平静的表演更能打动人。在《芳华》里黄轩喜欢杨采钰,但表白失败了。在这部电影里,冯小刚把欠他的人情还了。

奉俊昊《寄生虫》

能得小金人的电影,一堆人非要挑人家的毛病,就显得有点刻薄了。这部作品对贫富两个阶层巨大差异的描述非常成功。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没有给自己的电影导演这么自由的创作空间。当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国外获奖的时候,可是有很多官媒愤怒地批判张在拿中国的阴暗面取悦西方社会。更别说一批半地下的导演,他们的作品连顺利公映都很难。看人家韩国,这种明显揭短的电影得奖了,总统亲自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剧组,这就是差距。

我们戴着镣铐跳舞,也并非完全没有好作品。如果不以奥斯卡为标准的话,中国的电影还算成功。欧洲三大电影节常有中国人的身影。奥斯卡是偏商业的电影节,中国电影偏偏又不是以商业片见长。再加上中美斗法,意识形态被美国提到了冷战结束后未有的高度,奥斯卡肯定不会轻易考虑中国电影。放弃的对奥斯卡的执念,我们是能拍出好电影的。

韩国拍出了《寄生虫》这样的电影,可韩国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还是不容易解决。一直以来,电影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价值。在我们国家也一样,连审查制度都特别青睐电影作品。这样的要求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太沉重了。社会对电影有特别的期待,这也等于给电影多了一层的审查。

奉俊昊《雪国列车》

这部电影可以和《寄生虫》对照着来看。末日后幸存的列车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穷人,有中产阶级,还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设计了社会的根本制度,把每个人钉在他最合适的位置上,驱动社会这部机器前行。当社会的总体需求和资源供给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统治阶级把危机引向战争,消灭一部分人口,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维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在这种机制里,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是宿主,谁是寄生虫。

贫富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财富和知识,而在富人设计了制度,穷人只能遵守制度。电影中有一点,我不太认同。奉俊昊的故事认为统治阶级能够引导危机。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从中国两千年的朝代更迭来看,统治阶级也只是危机的一环,甚至很多时候看到危机也是麻木不仁。

奉俊昊《汉江怪物》

我的经验是,非好莱坞的怪物电影千万不要看,烂片无疑。奉俊昊这部电影和烂片也没有太大差距,特效一般,情节俗套。唯一特别之处是继承了韩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大力黑政府。奉俊昊能拍这种灾难片,只能说明他是个全才,不代表这不电影有多好 。

宫崎骏《龙猫》

看这部电影,觉得心里很暖。电影里的风好像吹到耳边,雨好像下到心里。宫崎骏描绘的少年,就像往昔的我们,无忧无虑,又充满哀伤。人生那么难,可跌宕路途中没有暖暖的龙猫。也因为如此,宫崎骏式的温暖才显得可贵。

不再争论

我们都深处的这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它的好与坏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前进,或后退都会深刻地影响十几亿人的命运。大时代是大众的时代,公众事务是公众的事务,谁都不应该做加缪笔下那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局外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责,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现实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影响了健康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公众场合多数人坚持 “莫谈国事”的传统,好像政治是让人惧怕的秽物,说一句就会脏了嘴;在私人场合很多人又跟传说中的北京的哥一样,深谙各种政坛秘辛、大国关系,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很遗憾,我就是这样的两面人。不止于此,这两年我又多了一个毛病,那就是在公众场合为体制说些好话。最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其实是一枚愤青,也常常觉得你国不行,你国万恶。如今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我被谁洗脑了,不是因为我没有良心,被现实收买,向现实妥协了。相反,我是一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即使在作为愤青的年代,我也没有选择只倾听一种声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愤青,因为我连怀疑本身也怀疑。回看我十年前写的一篇博文《离开》,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变。

现在回答一下我为什么极度讨厌公知腔。年轻的时候听他们的话,觉得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抗威权,说出真相,启迪民智,多么迷人啊。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们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官方做错了,他拿放大镜看,认为这是制度的恶,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出这道证明题的答案,多么骄傲。官方做对了,他拿缩小镜看,然后话锋一转跟你谈自由和民主,说你还差得很远。官方不做事,他说这是欺上瞒下,毫无作为,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官方做事了,他又嫌你没有法治精神,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还是缺少自由和民主。可瞎猫总会碰上死耗子吧。你要问他,官方从来没做过一件对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值得肯定?他绝对回答你,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一套逻辑简直无懈可击,完美无暇,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预设了立场。

眼下的公知腔还算小儿科,毕竟刚刚复苏。几十年前的公知们才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河殇》告诉你,你们整个文明都不行,农耕的全是垃圾。一位黑马又告诉你,你们这帮垃圾要想行,就要像香港那样被白人老爷殖民,至少两百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一群公知跳出来唱赞歌——天佑美利坚,民主自由的旗帜遍天下。搞得美国人听了都害羞。坦白说,我喜欢这种坦荡荡。如果你怀着理想主义追求你的信念,大大方方的,哪怕我不认同,也会百分之百支持。我一直同情那位黑马的遭遇,赞赏他的人格。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写一篇博文致哀。这样的人才对得起“公知”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真是不配。

可能有人要说,我们不是公知,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看到的问题。连这都不让说吗?这些可以说啊,如果官方不让说,那是他们混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是要允许公众参与公众事务。但请记住批评的时候,不要预设立场,不要夹枪带棒,要就事论事。论完事,还请做点实事,不要做无谓之喟叹,不要自我感伤,自我感动。习近平总书记教导过我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是个卑微的人,不是什么体制内的,说点体制的好,并没有人给我几毛钱。但我一直认为,人要说实话才算有良心,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这会儿我想起来张申府,1948年内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写文章呼吁和平,结果国共双方一块批判他。我大概也是这种两面不讨好的人。当然,我也不想讨好谁。我的博客关闭了评论功能。从现在开始,我也不会到别人的博客评论了。不想再跟任何人有任何争论。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这几天没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象一个场景。

我生活在原始社会,是某个部落的一员。我年轻力壮,善于打猎。有一天我抓了一只麋鹿,而部落里的其他男子却一无所获。我是否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只麋鹿?我给大家分享了,某次打猎我也空手而归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别人带回的猎物。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大家吃完这只麋鹿之后,接下来几天运气都不太好,所有人都猎不到任何东西,整个部落就要集体挨饿。如果我把麋鹿藏起来,在鹿肉腐坏之前,我可能好几天都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别人有没有吃的就和我没关系了。我独占自己收获的生活资源,然后在集体中又使用别人分享的生活资源,如此我个人的生活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我一个人这么做,对部落的影响很小。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这个部落很快就会崩塌,人人面黄肌瘦,被老虎、豹子什么的一个个吃掉。

根据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协作劳动,共享生活资源。在想象中的场景里,那个“我”的选择大概率是跟部落里的所有人分享麋鹿。这种分享是原始社会的基础,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虽然在发展,但更多体现在生产效率上,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现代社会里的分享不是以分割麋鹿的那种方式进行的,我们基本上是以分工来实现分享。比如农民会生产粮食,不会生产农用机械;而工人会生产农用机械,却不会生产粮食。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生产的东西,从对方那里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一个庞杂的现代社会里,所有人都在生命进程中不停地创造,社会有一套机制给他们创造的产品定价。人们凭借这个价格标签,去销售自己的产品,拿自己的产品交换别人的产品。一个现代社会就是由这种价值共享组成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价值共享算作一种集体主义。

我并非一味肯定这种劳动成果共享式的集体主义,没有给个人主义留下充足空间的集体主义也绝对不能长久。比如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农民以公社的形式,在一起吃大锅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价值没有体现合理的差异,很快这个大锅饭也就吃不下去了。即使在集体主义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评估也存在必要的不平衡。比如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的工业和农业的“剪刀差”,农民辛苦从黄土地刨出的粮食和工业产品相比定价太低了。这种不公平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在当时工业只有不停地从农业攫取资源才能够快速发展。维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集体主义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这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奥秘。

健康的社会肯定是多元化的,要允许个体在集体中需求个体利益的扩大,只要这种扩大是受制约的,有边际的。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这些价值创造突出,利益分享优先的个体会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吸引集体内的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创造更多价值。这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因为如果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创造价值,那么集体生产出的资源总量必然是持续增长的。哪怕是最落后的个体,他的绝对获得也肯定是一直增加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要带动后富。

社会的有效运转还是要依赖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要有集体主义来分享资源,聚合个体共同抵御灾难;也需要个人主义在集体中间起到引领作用。我们的体制在集体创造上有很大优势,也乐于宣扬集体主义,很多时候对个人的褒奖也是把他们放在集体中来论述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受自由思想的影响更大,他们更在意个人的权利,反感这种传统的做法和僵化的文宣。这种矛盾才是未来的隐忧。最近的很多争论都因此而起。抗击疫情时该不该强调女性医护人员作为女性的牺牲?该不该给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并大肆宣扬?一系列非常规的管制措施是不是限制了个体的自由?这些问题在以前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然而现在却不得不让人去正视。自从有了人类社会,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在一直博弈。博弈如果没有结果就不会有此胜彼败,只会有黑与白的融合,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胜出。极端的集体主义会走向极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会走向覆亡,人们被彼此的欲望吞噬。

公知和先知

非常时期,不想乱说话。批评,有添乱的嫌疑;赞美,则声音的太多了,也不差我这一句。我们国家对这次的疫情的反应和处理,比非典那次明显有很大的进步。进步不代表不存在问题,目前为止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一大堆。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认识到问题了,才能尽快改正。肯定问题和认可进步一点也不矛盾。但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进步,只看见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复活的公知,借此疯狂地攻击体制。难怪政委金彩荣要说,“公知就像苍蝇,整天盯着我们家垃圾堆,他们喜欢那个味儿 ”。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提出,要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当然不应该只是新闻媒体的专利,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自然也都有舆论监督的权力。针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很多人批评湖北,批评武汉。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是批评体制缺陷不足产生的问题,是希望公共卫生机制更加完善,更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样的批评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们是提出问题,希望政府能解决问题,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一些人的批评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认为问题都是体制刻意造成的,似乎除了破除这样的体制,再无他法。以李文亮医生的事情为例,大众对他的去世都很心痛,因为这样一个坚持正义的人,还很年轻的,还有需要他的家庭,还能做很多事情。起初湖北警方对他们8个人的处理方式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大声批评,甚至抗议。但当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国家监委派工作组去湖北调查,还有一批人酸溜溜地说“人都死了,调查有什么用”。真是看不懂他们到底希望解决问题,还是不解决问题。他们的这种态度也许是因为如果国家监委调查清楚了,相关责任人处理了,类似的错误纠正了,他们就没有理由再骂了。一个人的屁股坐歪了,他嘴上说什么冠冕堂皇的也都是假的。

潮水退去才会知道谁在裸泳。这场疫情不但检验了政府官员,也检验了手持“言论自由”盾牌的所谓公知。他们是爱国,还是恨国,一目了然。公允地说,一个健康的社会的确需要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我也相信如果他们能对社会存在的问题保持警惕,大声疾呼,这是一件好事。可惜过去这么多年,恰恰是一批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把“公知”这个词变成了散发恶臭的贬义词。他们对民众完全没有悲悯之心,处处以先知自居,认为大众都是愚民,自己比他们高明。这样的知识分子简直白读书了,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