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言

国企的管理

博客荒了比较久了,自己想一些话题,谈谈国企的管理吧,当然我指的是管理上的弊端。我没有在私企工作过的经历,要谈国企的管理,观点肯定会有点偏颇。因为我认识到的问题有可能是所有企业的通病,但是由于现状如此,我也只能就我观察到的情况进行陈述,根据常识做一些推断,但愿能够客观。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事实,我们这种石油企业的工作性质和多数企业不同,大部分的员工都分散在一线,管理人员集中在陆地。这种特点也决定了它的管理和很多企业是不一样的。

一、政治性太浓
即便没有这两年越来越轰轰烈烈的党建活动,我们公司管理上的政治性也已经够浓了。每上台一个领导就会提出一套自己的方针政策,每年都会组织若干专题活动,经常还要对这些活动做阶段性的总结。这种管理方式很明显就是几十年来我党运动式治国的微缩版。

问题不在于政治风气的浓还是淡,而是无论你怎么折腾,对现场能够产生的有利影响都是有限的,我们一线员工遇到的很简单的问题还是没有人能够拍板,敢说负责。因为这些活动本质上是为了体现领导的政绩,并不是为了提高公司业绩,或者帮员工解决问题。作为生产经营性单位、上市企业,公司的经营压力是很小的,虽然过去两年也出现过比较严重的亏损,那也是因为油价太低,和公司的管理本身没有太大关系。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公司在中国的相关领域处于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对于集团总公司来说,我们公司挣的每一分只不过是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装到另外一个口袋。这样的垄断地位造就了一批不抓生产,只抓政治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的时间浪费在编写口号上,企业的人力、物力消耗在不停的活动、运动当中。

我们知道很多央企的一把手常常一跃进入党政系统,成为封疆大吏,丝毫不必怀疑他们从企业到一个新环境是否能够适应。这些人在工作上本来就有着同样的方法论,也就是说所有的套路都是一致的。

二、打补丁
微软是打补丁的行家,如果你用Windows,并且注重系统的安全性,那么你就要面对无休止的补丁。不过,现在操作系统的安全观念已经逐渐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防御转移了。很多时候,系统可以主动预测病毒和恶意软件,而不是只靠被动地打补丁。就像现在市场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疫苗,我们可以通过打疫苗来提前预防疾病,而不是生了病再吃药。

我们这个公司目前还停留在被动防御,盲目打补丁的阶段。每出现一个事故,公司就会出台一项新的管理规定,工作现场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检查表格,已经疯狂到了让人觉得每天签字画押比上班都累的程度。这些检查表格的作用说好听一点是公司把管理压力传递到了一线,说难听一点就是把责任推给了一线。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故,处理方式就简单了——我早就有规定了,你们不是也签字了吗?

责任和权力应该是相伴相生的,一线员工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应该享受相应的权力,否则这种责任就是强加的,没有说服力,在员工那里也不可能有执行力。现在我们没有一丁点儿根据现场工作环境选择工作方式的权力,哪怕这种方式已经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完全安全的。比如,某天突然有一个规定,以后不能用自锁式的钩子,即便是全新的、完好的、经过检验的。某天又突然有一个规定,以后甩钻杆、连钻杆都不能用吊带,只能用提丝,这在我们这个平台根本实现不了。公司在管理上的意愿是善良的,出了这样的规定必定是哪里出现了由此引发的事故。可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教条的管理方式让一线员工疲于奔命,给工作带来各种不便,从而也引发更多风险。

能摆到明处的问题不多,如果你熟知冰山理论,自然也会懂得。这样的管理方式,如果是私企,早就倒闭八百回了。这两年我常常会有一种很急迫的危机感,如果我抱着这一碗饭吃到底,将来会不会有一天被买断工龄,成为下岗工人,和城管玩着躲猫猫,在街头推着小车卖煎饼果子?

救救自己

很久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新闻,家庭保姆看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喂安眠药,或者趁雇主不在家虐待孩子。这样的恶行虽然同样让人气愤,但好歹算是个体行为。我们可以对自己说,他们不过刚好遇到一个坏保姆而已。这一次北京红黄蓝幼儿园和上海携程亲子园的虐童事件却让人无法再抱着阿Q的心态当看客。尤其像我一样有了孩子的人,已经不止气愤那么简单,而是发自内心的恐惧。我的孩子也会去上幼儿园,我甚至没钱让她上所谓的国际班。等到某一天我把她送去幼儿园,期待她收获快乐和成长的时候,她有没有可能是被我亲手送去了一个人间炼狱,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中国人出奇重视教育,哪怕自己省吃俭用也肯在教育上给孩子花钱。像这家红黄蓝幼儿园的国际班收费每月五千多,在消费水平很高的北京也算得上一笔不菲的支出了。要知道2016年北京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也不过7706元。这些家长花大价钱把孩子送去幼儿园,是相信这些机构在幼儿教育上的专业性。可怕的是这种专业性竟然是推搡、摔打、喂药、扎针、言语恐吓。这种行为已经不是可以用某些幼教素质低下来轻易解释的。他们通过这种恐怖的方式在孩子面前建立权威,便于管理,这显然是集体犯罪,是他们固有的系统性的方法论。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在监控下这么有恃无恐地作恶。这和马戏团里驯兽有什么本质区别吗?肉体上的创伤很快就会痊愈,心灵上的伤害很可能会伴随这些孩子一辈子,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噩梦。

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是捧在手心的宝贝,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辛苦工作,拼命挣钱的第一动力。父母的幸福是建立在孩子的幸福之上的。于一个国家来说,孩子是花朵,是接班人,直接一点来说,是人力资源。没了孩子,什么都别谈了,什么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也会变成骗人的鬼话。可我们就是这么对待孩子的吗?

有人说,这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我们本来就不相信道德啊,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花钱买教育,要在教师节给老师送礼,要在课后把孩子送去老师办的补习班。因为我们相信人是有私心的,不会有无私的奉献。有人说,这是监管缺失。可我们明明是一个大政府的国家啊,这不一出事,从公安到教委,再到宣传部门倾巢而动,工作做得多好。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不也说了嘛,东西南北中,要领导一切呢。有他们管不到的事情吗?我再也想不出什么原因,我只能说我们一直这样。我们让孩子呼吸雾霾,让孩子喝毒奶粉,让孩子上恐怖幼儿园,我们一直在用最恶毒的方式对待孩子。这尚且是所谓的盛世。遇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说救救孩子。有几个人知道鲁迅高喊“救救孩子”的背后是每当饥馁发生的时候,我们最先吃掉的就是孩子,而且还会砸吧嘴把他们叫做“合骨烂”。所以,千万别说什么救救孩子,先救救我们自己吧。

再论李公怪论

上一篇博文后面有两位同学给我留言,对我提出了质疑。我感觉他们说的跟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并非纠结于王小波小说的好坏,只是就事论事反对李泽厚的这种“理性论”。如果之前我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吧。之所以反对李泽厚的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他在没有看过王小波小说的情况下,断言王的小说一定写不好。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放到现在的网络上,完全可以划为无脑黑。毛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比毛公宽容,我一直认为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观点,只要出自本心,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基本社会道德,这属于天赋的言论自由。但如果没有经过充分了解,草率地得出结论,这种结论多半是没有说服力的。用一个成语来说,这叫管窥蠡测。

二.小说和理性并不矛盾。我认同感性的人,或者李泽厚说的“糊涂的人”,他们更会讲故事。可小说不等同于故事,尤其是现代小说除了故事性之外,还重视结构和形式。有了小说家在结构上的创新,有时候很简单的故事也能给人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很多小说的繁复程度,犹如积木一般,理性的人、重逻辑的人在这方面的创作会更有优势。

三.李泽厚一贯是重视理性的,他因此被很多人批判太保守,他批评某黑马的时候也认为对方太情绪化,不够理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李泽厚重视的理性只局限于社会领域和哲学领域,对于小说,他更喜欢感性。让人搞不懂的是,李泽厚又非常推崇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很多小说,比如《药》《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批判都是冷到了骨子里。这说明用理性也可以创作出好小说。

最后我想说,上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只是戏谑。我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喜欢王小波,只要我能从他的书里获得独特的阅读乐趣就足够了。于我来说,阅读和看AV一样,是一种私人化的体验,越隐秘越好。自私一点说,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种乐趣。这世上最好的东西能被我遇到,我只有窃喜,哪有工夫管别人。直到现在,主流文学对王小波的认同也是有限的,我只认为那是他们的遗憾。

李公怪论

我没看过他的小说,但我敢说他的小说肯定写不好,因为他这个人太清楚了。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太清楚的人写不出好小说,因为太理性了,糊涂些的人写的小说会比较好看。

以上是李泽厚在一本对谈录里的怪论,李公承认他没看过王小波的小说,接下来又说看了王小波的杂文,大家都说好得不得了,他认为是说过了。文学是主观的东西,自古就有“文无第一”的说法。一部作品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实属正常。但没看过就发表言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况且这人还是八十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

李泽厚是美学家,一贯以理论家的姿态呼唤理性,要求别人学些逻辑,甚至是几何。某位黑马著书批评他,他很少回应,称其文逻辑不通,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只是年轻人的情绪表达,可以理解,但着实没有学术价值。我看了两本李公的对谈录,只要提到该黑马,就如此言语讥讽。知识分子骂人是不吐脏字的,看似是不愿意回应对方的批评,实则字字诛心。没想到他批评某黑马的时候,高举逻辑武器,到了王小波跟前又变成“难得糊涂”了,理性反倒成了王小波的硬伤。李公毕竟看人很准,王小波家学渊源,其父是知名的逻辑学家,自身又是工科出身,据说编程水平也非常高超。看王小波的杂文就知道他是重逻辑的,他的小说虽然精于语言打磨,但也非常注重形式。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之类,莫不是循环往复,有一种独特的逻辑美感。

传统小说讲述才子佳人,乱世枭雄,注重的是故事性,当然是感性较好。现代小说在叙述故事之外,往往还探索小说形式多样的可能性,少了理性就失去了现代性。李公拿旧眼光看待新事物,当然会得出如此结论。即便不说现代小说,我们熟知的鲁迅够理性吧,其小说可是一点都不逊于杂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李泽厚对于鲁迅也极推崇的。为什么鲁迅可以理性地写好看的小说,王小波就不能呢?如李公自己所言,他的这个想法十足奇怪。这是对谈中的话,也就是普通人所说的闲扯唠嗑,有一些妄论也无可厚非。文人总是有一点傲气的,一代导师对另一代的导师肯定有天然的排斥。但同一本对谈录里,你以逻辑和理性要求某黑马,转瞬又因逻辑和理性嫌弃并未读过的王小波小说。立论如此荒唐,标准如此混乱,这实在不是名家应有的言谈。

如同我一开始所说,“文无第一”,任何人都有评价任何作品的权力。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公允的标准,起码不要像自己批判的那样自相矛盾,否则扯上再多的理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对李公怀着深深的敬意,看这两本书受益匪浅,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发人深思,即便到了当下还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就是论事,他的这种怪论在逻辑上是不攻自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太喜欢王小波,害了粉丝病,容不得别人指责他。

微辞

我原来住的地方虽然是小区,人文环境却几近于城中村。因为楼群密集,房租便宜,离开发区又近,所以聚集了大量的打工族。各种小商小贩也蜂拥而至,占领街道。卖菜卖水果的,缝衣服修拉链的,配钥匙刻章的,打竹板卖蟑螂药的,只要你能想到的小生意这里都有。到了夏天,烧烤摊能开到马路上,垃圾漫天飞舞。我曾经见过几个城管乐呵呵地站在路边聊天,这种情况下不应该像猫遇见耗子一样扑上去吗?都说中国的城管武艺高强,收复钓鱼岛都不在话下,可人家不想管的时候就是不管。有居民一直坚持不懈地在网上投诉,后来政府稍微整治了一下,有一点改观。我知道大环境如此,早晚还会死灰复燃,去年脑子一热就把房子卖掉了。

房子卖了,我的户口还没转走。前几天回去办二胎生育服务证,居委会的大姐向我要房本,听我说房子卖了,当时语气就变了,说你不在这住就不归我们管,在哪住就去哪办。可我分明在卫计委的网站看过,生育服务登记是在户口所在地或现居住地办理。再多问两句,对方简直就有点不耐烦了,吓得我赶紧闭嘴。即便给我办,我还要拿着居委会的单子去单位盖章,然后回到居委会盖章,再从居委会去街道才能办出来。前年办头胎登记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这一套流程没有一天是跑不下来的。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回到了现在住的地方,连居委会都没去,直接去了社区中心的办事大厅。听我问过之后,办事的姐姐还诧异那边为什么要房本。我问能在这里办吗,她说当然可以。立马回家拿材料,回来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我根本不用再去单位找三个人盖章,不用来回奔波几个地方,竟然在一个地方找一个人就办好了。原来小区的居委会还告诉我,所有材料要至少复印两份,害得我一大早用打印机复印了半天,在这儿一张都没用上,直接拍照就可以了。关键是人家态度还和蔼可亲。我一直以为黑脸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项必要内容,现在看来是自己的理解有偏差。

这就是老城区和新城区的区别。越是落后的地方,越爱用不必要的规矩为难人。权力越小的人摆的谱还越大。这还是在堂而皇之的直辖市,我听说在我们老家上户口都要托关系花钱。李中堂的简政放权似乎也不是很彻底。办事不靠规则,指望关系,怎么办事没有制度,全靠心情。如果还有这样的基层单位,这样的社会文化,也就别提什么全面小康了,先做到正常再说。

河南驻马店

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都会大方回答我是河南驻马店的。多数时候,对方在这样的场景里会接着露出神秘的笑容。我当然知道笑容背后的意思,像我这么豁达的人是不会计较的,只能装作什么都不明白。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如愿和他讨论驻马店的好坏,那么我的豁达也一定到此结束。

河南人的名声不好,这是几乎全中国公认的,在河南人里面我们驻马店人又出类拔萃。这里面有一定的事实,过去我们那里很穷,外出讨生活的人比较多,难免有些人行坑蒙拐骗之事。但是必须承认这个事实被夸大的了。河南有将近一亿的人口,不算比例,即使按绝对人口来算,搞诈骗的也比不过台湾吧。我看新闻里说,全国有许多诈骗专业村,专业乡,诈骗甚至成了当地支柱产业,很多人由此致富奔小康,湖南、广西比比皆是。这些没人能记住,就记住我们河南,记住我们驻马店了。别人的恶选择性地忽视,而我们被恶意歧视。有人总结过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凡是河南发生的丑闻,一定会在标题里强调这里是河南,然后评论里充斥各种丑恶的言论。如果是湖北、湖南随便一个地方,它则只会给你描述事件本身,评论也变成了就事论事。

前几年,河南人很生气,在纸媒、网络上搞正名,好像也没起到什么效果。我们驻马店思路比较清奇,说一切都是名字的错,驻马店听起来太土了。有人建议干脆改名叫天中市,结果外面不懂的人嘲笑我们。其实我们那里有一座天中山,就是一个土堆,有人说是古代观天象的天文台,或者纯粹是古人闲着没事垒土做的地理标记,因为山前立着颜真卿题名的碑刻,所以还有一定的名气。我们驻马店又早有一份报纸叫天中晚报,可见“天中”这两个字也是有出处的。后来嵩山申遗的时候,直接把“天地之中”这个名头拿走了,我们驻马店人从此断了念想。有人说可以改名叫驿城市,这个完全属于生造,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驿城这个称呼,而且已经有一个市辖区取名叫驿城区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驻马店还是没能改名。我听说在网上驻马店已经被恶搞成了魔幻之都、时尚之都,快要比肩汉中了。说真的,中国有更土的地名,北京的三里屯、公主坟土不土?可你去三里屯泡夜店的时候,大概是不会觉得它土的。

驻马店还能用地名自我安慰,可整个河南为什么名声不好呢?固然河南人身上有农民的狡黠,可谁说外地人就没有呢。湖北人不是还被比作九头鸟吗?北京、天津不也有“京油子、卫嘴子”的称呼?过去我所生活的环境里,更多的河南人他们有一种朴实的精神,能够吃苦耐劳。我在陕西、天津,甚至新疆见过不少河南老乡,他们为了生计,远离家乡干着最卑微的工作,收废品、卖菜、开出租车,但他们乐天知命。连路遥都在《平凡的世界》里称赞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

为什么被人歧视,归根结底一个字,穷。近代以来,我们那里简直是各种军事势力的练兵场,无论那一拨人来了都要从地上揭一层皮。贫穷久了就成了积贫,然后就积重难返了。这几年,河南的经济相当不错,总量在全国的中上游。连我们土土的驻马店也改头换面,市区变得灯红酒绿,有一点都市的风采。我们很早通了高铁,北上京津,南下广深都十分方便。如果这个时候还认为我们穷,就说不过去了。论穷的话,陕甘,云贵川的很多地方比我们穷多了。最理直气壮嘲笑我们驻马店的人,他们根本没来过我们这里,就像很多西方人歧视中国,却一点都不了解中国。我们小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班里总有几个同学被集体嫌弃,他们本来没有大错,只是因为不幸,沦为集体作恶这种快感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