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言

抄作业

我有一个多年的爱好——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在社会生活高度娱乐化的台湾,政论节目的红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其趣味性、丰富性远超一般的娱乐节目。这种节目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几乎没有立场客观、思维缜密的政论名嘴。在谈论社会话题上,他们有着充足的自由度,发言几乎随心所欲,不受限制,但主持人和嘉宾嘻嘻哈哈,观众也嘻嘻哈哈,往往只是传递情绪。无论是反服贸,还是反核电,台湾的公共舆论中都没有人认真解释服贸、核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其利弊。缺少有深度的思辨,言论自由成了对社会议题进展的阻碍。

这种泛娱乐化是难以避免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言论越来越开放,社会生活的娱乐化也会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国家,以前新闻联播式的舆论传播方式饱受诟病。虽然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但公众的接受度低。这几年新闻联播来越年轻化,偶尔会有一些上热搜的表达方式。微博上,紫光阁、共青团这样的大V也紧跟时代的潮流,撒娇卖萌成为常态。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呢?这是不是社会生活泛娱乐化的表现呢?首先,这些传统媒体传播的依然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除了传播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另外,这种互联网特征的表达是在互联网用户之间自发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在迁就年轻一代,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的表现还略显突兀和尴尬。无论是“阿中”、“阿冠”,还是“抄作业”,这样的表达显然年轻人更得心应手。

也有人把这样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公众话题巨婴化”。以前网民只是在私人领域自称“宝宝”,似乎无关紧要,好像在公众话题上延续这种儿童化的语言就让人担忧。这其实大可不必,表达方式在表达内容面前永远是次要的。就拿新闻联播来说,虽然很长时期内是革命化的语言,还是公开的信息源,但不妨碍它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必修课。“抄作业”也一样,它充分说明公众对某些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认可,对另外一些地区的讽刺。不能因为其表达方式就否认其表达的内涵。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用泛娱乐化代替思辨,而不是娱乐化的思辨。盲目地否认公众对社会话题的参与热情反倒容易陷入精英思维里。借用一句周恩来的话,“老百姓喜闻乐见,你反对,你算老几?”

龙应台在一次演讲里不无遗憾地说,“科技发展,网络世代下,知识的门槛被拆除了,原本拥有知识代理权、话语权的,没有了。”这恐怕才是一些人反对“公众话题巨婴化”的根本原因。公知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反对革命化的语言,也反对年轻化的语言,更反对革命化语言和年轻化语言的合流。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让年轻一代对社会议题保持热情,更具国际观念和大局观念,社会自然会进步。泛娱乐化值得警惕,借机搞虚无主义更值得警惕。公知并不懂新一代在想什么,在争取新一代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去“抄作业”。

不再争论

我们都深处的这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它的好与坏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前进,或后退都会深刻地影响十几亿人的命运。大时代是大众的时代,公众事务是公众的事务,谁都不应该做加缪笔下那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局外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责,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现实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影响了健康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公众场合多数人坚持 “莫谈国事”的传统,好像政治是让人惧怕的秽物,说一句就会脏了嘴;在私人场合很多人又跟传说中的北京的哥一样,深谙各种政坛秘辛、大国关系,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很遗憾,我就是这样的两面人。不止于此,这两年我又多了一个毛病,那就是在公众场合为体制说些好话。最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其实是一枚愤青,也常常觉得你国不行,你国万恶。如今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我被谁洗脑了,不是因为我没有良心,被现实收买,向现实妥协了。相反,我是一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即使在作为愤青的年代,我也没有选择只倾听一种声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愤青,因为我连怀疑本身也怀疑。回看我十年前写的一篇博文《离开》,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变。

现在回答一下我为什么极度讨厌公知腔。年轻的时候听他们的话,觉得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抗威权,说出真相,启迪民智,多么迷人啊。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们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官方做错了,他拿放大镜看,认为这是制度的恶,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出这道证明题的答案,多么骄傲。官方做对了,他拿缩小镜看,然后话锋一转跟你谈自由和民主,说你还差得很远。官方不做事,他说这是欺上瞒下,毫无作为,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官方做事了,他又嫌你没有法治精神,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还是缺少自由和民主。可瞎猫总会碰上死耗子吧。你要问他,官方从来没做过一件对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值得肯定?他绝对回答你,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一套逻辑简直无懈可击,完美无暇,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预设了立场。

眼下的公知腔还算小儿科,毕竟刚刚复苏。几十年前的公知们才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河殇》告诉你,你们整个文明都不行,农耕的全是垃圾。一位黑马又告诉你,你们这帮垃圾要想行,就要像香港那样被白人老爷殖民,至少两百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一群公知跳出来唱赞歌——天佑美利坚,民主自由的旗帜遍天下。搞得美国人听了都害羞。坦白说,我喜欢这种坦荡荡。如果你怀着理想主义追求你的信念,大大方方的,哪怕我不认同,也会百分之百支持。我一直同情那位黑马的遭遇,赞赏他的人格。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写一篇博文致哀。这样的人才对得起“公知”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真是不配。

可能有人要说,我们不是公知,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看到的问题。连这都不让说吗?这些可以说啊,如果官方不让说,那是他们混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是要允许公众参与公众事务。但请记住批评的时候,不要预设立场,不要夹枪带棒,要就事论事。论完事,还请做点实事,不要做无谓之喟叹,不要自我感伤,自我感动。习近平总书记教导过我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是个卑微的人,不是什么体制内的,说点体制的好,并没有人给我几毛钱。但我一直认为,人要说实话才算有良心,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这会儿我想起来张申府,1948年内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写文章呼吁和平,结果国共双方一块批判他。我大概也是这种两面不讨好的人。当然,我也不想讨好谁。我的博客关闭了评论功能。从现在开始,我也不会到别人的博客评论了。不想再跟任何人有任何争论。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这几天没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象一个场景。

我生活在原始社会,是某个部落的一员。我年轻力壮,善于打猎。有一天我抓了一只麋鹿,而部落里的其他男子却一无所获。我是否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只麋鹿?我给大家分享了,某次打猎我也空手而归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别人带回的猎物。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大家吃完这只麋鹿之后,接下来几天运气都不太好,所有人都猎不到任何东西,整个部落就要集体挨饿。如果我把麋鹿藏起来,在鹿肉腐坏之前,我可能好几天都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别人有没有吃的就和我没关系了。我独占自己收获的生活资源,然后在集体中又使用别人分享的生活资源,如此我个人的生活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我一个人这么做,对部落的影响很小。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这个部落很快就会崩塌,人人面黄肌瘦,被老虎、豹子什么的一个个吃掉。

根据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协作劳动,共享生活资源。在想象中的场景里,那个“我”的选择大概率是跟部落里的所有人分享麋鹿。这种分享是原始社会的基础,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虽然在发展,但更多体现在生产效率上,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现代社会里的分享不是以分割麋鹿的那种方式进行的,我们基本上是以分工来实现分享。比如农民会生产粮食,不会生产农用机械;而工人会生产农用机械,却不会生产粮食。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生产的东西,从对方那里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一个庞杂的现代社会里,所有人都在生命进程中不停地创造,社会有一套机制给他们创造的产品定价。人们凭借这个价格标签,去销售自己的产品,拿自己的产品交换别人的产品。一个现代社会就是由这种价值共享组成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价值共享算作一种集体主义。

我并非一味肯定这种劳动成果共享式的集体主义,没有给个人主义留下充足空间的集体主义也绝对不能长久。比如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农民以公社的形式,在一起吃大锅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价值没有体现合理的差异,很快这个大锅饭也就吃不下去了。即使在集体主义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评估也存在必要的不平衡。比如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的工业和农业的“剪刀差”,农民辛苦从黄土地刨出的粮食和工业产品相比定价太低了。这种不公平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在当时工业只有不停地从农业攫取资源才能够快速发展。维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集体主义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这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奥秘。

健康的社会肯定是多元化的,要允许个体在集体中需求个体利益的扩大,只要这种扩大是受制约的,有边际的。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这些价值创造突出,利益分享优先的个体会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吸引集体内的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创造更多价值。这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因为如果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创造价值,那么集体生产出的资源总量必然是持续增长的。哪怕是最落后的个体,他的绝对获得也肯定是一直增加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要带动后富。

社会的有效运转还是要依赖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要有集体主义来分享资源,聚合个体共同抵御灾难;也需要个人主义在集体中间起到引领作用。我们的体制在集体创造上有很大优势,也乐于宣扬集体主义,很多时候对个人的褒奖也是把他们放在集体中来论述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受自由思想的影响更大,他们更在意个人的权利,反感这种传统的做法和僵化的文宣。这种矛盾才是未来的隐忧。最近的很多争论都因此而起。抗击疫情时该不该强调女性医护人员作为女性的牺牲?该不该给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并大肆宣扬?一系列非常规的管制措施是不是限制了个体的自由?这些问题在以前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然而现在却不得不让人去正视。自从有了人类社会,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在一直博弈。博弈如果没有结果就不会有此胜彼败,只会有黑与白的融合,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胜出。极端的集体主义会走向极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会走向覆亡,人们被彼此的欲望吞噬。

公知和先知

非常时期,不想乱说话。批评,有添乱的嫌疑;赞美,则声音的太多了,也不差我这一句。我们国家对这次的疫情的反应和处理,比非典那次明显有很大的进步。进步不代表不存在问题,目前为止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一大堆。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认识到问题了,才能尽快改正。肯定问题和认可进步一点也不矛盾。但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进步,只看见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复活的公知,借此疯狂地攻击体制。难怪政委金彩荣要说,“公知就像苍蝇,整天盯着我们家垃圾堆,他们喜欢那个味儿 ”。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提出,要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当然不应该只是新闻媒体的专利,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自然也都有舆论监督的权力。针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很多人批评湖北,批评武汉。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是批评体制缺陷不足产生的问题,是希望公共卫生机制更加完善,更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样的批评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们是提出问题,希望政府能解决问题,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一些人的批评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认为问题都是体制刻意造成的,似乎除了破除这样的体制,再无他法。以李文亮医生的事情为例,大众对他的去世都很心痛,因为这样一个坚持正义的人,还很年轻的,还有需要他的家庭,还能做很多事情。起初湖北警方对他们8个人的处理方式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大声批评,甚至抗议。但当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国家监委派工作组去湖北调查,还有一批人酸溜溜地说“人都死了,调查有什么用”。真是看不懂他们到底希望解决问题,还是不解决问题。他们的这种态度也许是因为如果国家监委调查清楚了,相关责任人处理了,类似的错误纠正了,他们就没有理由再骂了。一个人的屁股坐歪了,他嘴上说什么冠冕堂皇的也都是假的。

潮水退去才会知道谁在裸泳。这场疫情不但检验了政府官员,也检验了手持“言论自由”盾牌的所谓公知。他们是爱国,还是恨国,一目了然。公允地说,一个健康的社会的确需要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我也相信如果他们能对社会存在的问题保持警惕,大声疾呼,这是一件好事。可惜过去这么多年,恰恰是一批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把“公知”这个词变成了散发恶臭的贬义词。他们对民众完全没有悲悯之心,处处以先知自居,认为大众都是愚民,自己比他们高明。这样的知识分子简直白读书了,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