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知识壁垒是清晰且不可逾越的。整个社会里仅一小部分人通晓文字，大部分人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而国家的法律体系、赋税制度等等都用文字来表述，因此这一小部分人垄断了社会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传播权。读书人成了大众天然的代言人。“济天下”，“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价值观念与其说是儒家灌输给读书人的，倒不如说是读书人与生俱来的使命。读书人只需要熟读儒家经典，达则通过科举出将入相，穷则守在乡里成为贤明士绅。虽然儒家并不能涵盖一切，但它提供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社会行为都大致以此为规则。

到了现代，读书人进化成了知识分子。但是知识的概念越来越模糊。社会体系越来越复杂，知识也越来越专业化，不同门类的知识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制造高铁需要知识，研究火箭也需要知识。懂高铁的人一定不懂火箭，懂火箭的人也一定不懂高铁。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以清楚界定。在当下，识字就算知识分子吗？读过大学就算知识分子吗？作家就算知识分子吗？从事脑力劳动就算知识分子吗？恐怕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

一个人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杰出的成就，但如果他试图轻易评价其他领域，得到挫败的可能性更大。钱学森能计算出来导弹的飞行轨迹，可他计算粮食的亩产时却闹了历史性的笑话。在种庄稼这件事上，他的认识远远不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同样，即便某个人是优秀的作家，我也不认为他对政治、对社会、对医疗体系、对人性一定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在古代官之外也有吏，他们管钱粮，管刑狱，这些事情不是读了几本圣贤书就能懂的。

前面这些话就是我对《方方日记》的基本看法。我看过她的一些小说，像《桃花灿烂》、《万箭穿心》都特别喜欢。但作家就是作家。这个世界上没有通识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只是他专业之内的知识。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方方说的一切，就跟不分青红皂白相信钱学森计算出来的粮食可以亩产万斤一样荒谬。切记知识分子不是全能的，也千万不要有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幻觉。

我有一个多年的爱好——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在社会生活高度娱乐化的台湾，政论节目的红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其趣味性、丰富性远超一般的娱乐节目。这种节目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几乎没有立场客观、思维缜密的政论名嘴。在谈论社会话题上，他们有着充足的自由度，发言几乎随心所欲，不受限制，但主持人和嘉宾嘻嘻哈哈，观众也嘻嘻哈哈，往往只是传递情绪。无论是反服贸，还是反核电，台湾的公共舆论中都没有人认真解释服贸、核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其利弊。缺少有深度的思辨，言论自由成了对社会议题进展的阻碍。

这种泛娱乐化是难以避免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言论越来越开放，社会生活的娱乐化也会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国家，以前新闻联播式的舆论传播方式饱受诟病。虽然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但公众的接受度低。这几年新闻联播来越年轻化，偶尔会有一些上热搜的表达方式。微博上，紫光阁、共青团这样的大V也紧跟时代的潮流，撒娇卖萌成为常态。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呢？这是不是社会生活泛娱乐化的表现呢？首先，这些传统媒体传播的依然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除了传播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另外，这种互联网特征的表达是在互联网用户之间自发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在迁就年轻一代，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的表现还略显突兀和尴尬。无论是“阿中”、“阿冠”，还是“抄作业”，这样的表达显然年轻人更得心应手。

也有人把这样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公众话题巨婴化”。以前网民只是在私人领域自称“宝宝”，似乎无关紧要，好像在公众话题上延续这种儿童化的语言就让人担忧。这其实大可不必，表达方式在表达内容面前永远是次要的。就拿新闻联播来说，虽然很长时期内是革命化的语言，还是公开的信息源，但不妨碍它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必修课。“抄作业”也一样，它充分说明公众对某些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认可，对另外一些地区的讽刺。不能因为其表达方式就否认其表达的内涵。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用泛娱乐化代替思辨，而不是娱乐化的思辨。盲目地否认公众对社会话题的参与热情反倒容易陷入精英思维里。借用一句周恩来的话，“老百姓喜闻乐见，你反对，你算老几？”

龙应台在一次演讲里不无遗憾地说，“科技发展，网络世代下，知识的门槛被拆除了，原本拥有知识代理权、话语权的，没有了。”这恐怕才是一些人反对“公众话题巨婴化”的根本原因。公知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反对革命化的语言，也反对年轻化的语言，更反对革命化语言和年轻化语言的合流。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让年轻一代对社会议题保持热情，更具国际观念和大局观念，社会自然会进步。泛娱乐化值得警惕，借机搞虚无主义更值得警惕。公知并不懂新一代在想什么，在争取新一代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去“抄作业”。

我们都深处的这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它的好与坏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前进，或后退都会深刻地影响十几亿人的命运。大时代是大众的时代，公众事务是公众的事务，谁都不应该做加缪笔下那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局外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责，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现实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影响了健康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公众场合多数人坚持 “莫谈国事”的传统，好像政治是让人惧怕的秽物，说一句就会脏了嘴；在私人场合很多人又跟传说中的北京的哥一样，深谙各种政坛秘辛、大国关系，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很遗憾，我就是这样的两面人。不止于此，这两年我又多了一个毛病，那就是在公众场合为体制说些好话。最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其实是一枚愤青，也常常觉得你国不行，你国万恶。如今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我被谁洗脑了，不是因为我没有良心，被现实收买，向现实妥协了。相反，我是一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即使在作为愤青的年代，我也没有选择只倾听一种声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愤青，因为我连怀疑本身也怀疑。回看我十年前写的一篇博文《离开》，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变。

现在回答一下我为什么极度讨厌公知腔。年轻的时候听他们的话，觉得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抗威权，说出真相，启迪民智，多么迷人啊。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们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官方做错了，他拿放大镜看，认为这是制度的恶，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出这道证明题的答案，多么骄傲。官方做对了，他拿缩小镜看，然后话锋一转跟你谈自由和民主，说你还差得很远。官方不做事，他说这是欺上瞒下，毫无作为，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官方做事了，他又嫌你没有法治精神，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还是缺少自由和民主。可瞎猫总会碰上死耗子吧。你要问他，官方从来没做过一件对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值得肯定？他绝对回答你，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一套逻辑简直无懈可击，完美无暇，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预设了立场。

眼下的公知腔还算小儿科，毕竟刚刚复苏。几十年前的公知们才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河殇》告诉你，你们整个文明都不行，农耕的全是垃圾。一位黑马又告诉你，你们这帮垃圾要想行，就要像香港那样被白人老爷殖民，至少两百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一群公知跳出来唱赞歌——天佑美利坚，民主自由的旗帜遍天下。搞得美国人听了都害羞。坦白说，我喜欢这种坦荡荡。如果你怀着理想主义追求你的信念，大大方方的，哪怕我不认同，也会百分之百支持。我一直同情那位黑马的遭遇，赞赏他的人格。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写一篇博文致哀。这样的人才对得起“公知”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真是不配。

可能有人要说，我们不是公知，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看到的问题。连这都不让说吗？这些可以说啊，如果官方不让说，那是他们混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是要允许公众参与公众事务。但请记住批评的时候，不要预设立场，不要夹枪带棒，要就事论事。论完事，还请做点实事，不要做无谓之喟叹，不要自我感伤，自我感动。习近平总书记教导过我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是个卑微的人，不是什么体制内的，说点体制的好，并没有人给我几毛钱。但我一直认为，人要说实话才算有良心，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这会儿我想起来张申府，1948年内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写文章呼吁和平，结果国共双方一块批判他。我大概也是这种两面不讨好的人。当然，我也不想讨好谁。我的博客关闭了评论功能。从现在开始，我也不会到别人的博客评论了。不想再跟任何人有任何争论。

这几天没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象一个场景。

我生活在原始社会，是某个部落的一员。我年轻力壮，善于打猎。有一天我抓了一只麋鹿，而部落里的其他男子却一无所获。我是否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只麋鹿？我给大家分享了，某次打猎我也空手而归的话，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享受别人带回的猎物。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大家吃完这只麋鹿之后，接下来几天运气都不太好，所有人都猎不到任何东西，整个部落就要集体挨饿。如果我把麋鹿藏起来，在鹿肉腐坏之前，我可能好几天都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别人有没有吃的就和我没关系了。我独占自己收获的生活资源，然后在集体中又使用别人分享的生活资源，如此我个人的生活质量一定是最好的。我一个人这么做，对部落的影响很小。但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这个部落很快就会崩塌，人人面黄肌瘦，被老虎、豹子什么的一个个吃掉。

根据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协作劳动，共享生活资源。在想象中的场景里，那个“我”的选择大概率是跟部落里的所有人分享麋鹿。这种分享是原始社会的基础，同样也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虽然在发展，但更多体现在生产效率上，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现代社会里的分享不是以分割麋鹿的那种方式进行的，我们基本上是以分工来实现分享。比如农民会生产粮食，不会生产农用机械；而工人会生产农用机械，却不会生产粮食。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生产的东西，从对方那里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在一个庞杂的现代社会里，所有人都在生命进程中不停地创造，社会有一套机制给他们创造的产品定价。人们凭借这个价格标签，去销售自己的产品，拿自己的产品交换别人的产品。一个现代社会就是由这种价值共享组成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价值共享算作一种集体主义。

我并非一味肯定这种劳动成果共享式的集体主义，没有给个人主义留下充足空间的集体主义也绝对不能长久。比如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农民以公社的形式，在一起吃大锅饭。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价值没有体现合理的差异，很快这个大锅饭也就吃不下去了。即使在集体主义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评估也存在必要的不平衡。比如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的工业和农业的“剪刀差”，农民辛苦从黄土地刨出的粮食和工业产品相比定价太低了。这种不公平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在当时工业只有不停地从农业攫取资源才能够快速发展。维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集体主义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这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奥秘。

健康的社会肯定是多元化的，要允许个体在集体中需求个体利益的扩大，只要这种扩大是受制约的，有边际的。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这些价值创造突出，利益分享优先的个体会起到明显的导向作用，吸引集体内的其他人付出更多努力，创造更多价值。这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因为如果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创造价值，那么集体生产出的资源总量必然是持续增长的。哪怕是最落后的个体，他的绝对获得也肯定是一直增加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要带动后富。

社会的有效运转还是要依赖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相对平衡，要有集体主义来分享资源，聚合个体共同抵御灾难；也需要个人主义在集体中间起到引领作用。我们的体制在集体创造上有很大优势，也乐于宣扬集体主义，很多时候对个人的褒奖也是把他们放在集体中来论述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受自由思想的影响更大，他们更在意个人的权利，反感这种传统的做法和僵化的文宣。这种矛盾才是未来的隐忧。最近的很多争论都因此而起。抗击疫情时该不该强调女性医护人员作为女性的牺牲？该不该给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并大肆宣扬？一系列非常规的管制措施是不是限制了个体的自由？这些问题在以前根本不能称之为问题，然而现在却不得不让人去正视。自从有了人类社会，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就在一直博弈。博弈如果没有结果就不会有此胜彼败，只会有黑与白的融合，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胜出。极端的集体主义会走向极权，个人没有任何自由；极端的个人主义也会走向覆亡，人们被彼此的欲望吞噬。

非常时期，不想乱说话。批评，有添乱的嫌疑；赞美，则声音的太多了，也不差我这一句。我们国家对这次的疫情的反应和处理，比非典那次明显有很大的进步。进步不代表不存在问题，目前为止暴露出来的问题还是一大堆。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认识到问题了，才能尽快改正。肯定问题和认可进步一点也不矛盾。但就是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进步，只看见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复活的公知，借此疯狂地攻击体制。难怪政委金彩荣要说，“公知就像苍蝇，整天盯着我们家垃圾堆，他们喜欢那个味儿 ”。

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任何人都有批评政府的权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就提出，要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全力支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当然不应该只是新闻媒体的专利，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自然也都有舆论监督的权力。针对这次疫情的爆发，很多人批评湖北，批评武汉。他们只是就事论事，是批评体制缺陷不足产生的问题，是希望公共卫生机制更加完善，更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样的批评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们是提出问题，希望政府能解决问题，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一些人的批评恰恰相反，他们总是认为问题都是体制刻意造成的，似乎除了破除这样的体制，再无他法。以李文亮医生的事情为例，大众对他的去世都很心痛，因为这样一个坚持正义的人，还很年轻的，还有需要他的家庭，还能做很多事情。起初湖北警方对他们8个人的处理方式肯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大声批评，甚至抗议。但当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国家监委派工作组去湖北调查，还有一批人酸溜溜地说“人都死了，调查有什么用”。真是看不懂他们到底希望解决问题，还是不解决问题。他们的这种态度也许是因为如果国家监委调查清楚了，相关责任人处理了，类似的错误纠正了，他们就没有理由再骂了。一个人的屁股坐歪了，他嘴上说什么冠冕堂皇的也都是假的。

潮水退去才会知道谁在裸泳。这场疫情不但检验了政府官员，也检验了手持“言论自由”盾牌的所谓公知。他们是爱国，还是恨国，一目了然。公允地说，一个健康的社会的确需要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我也相信如果他们能对社会存在的问题保持警惕，大声疾呼，这是一件好事。可惜过去这么多年，恰恰是一批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把“公知”这个词变成了散发恶臭的贬义词。他们对民众完全没有悲悯之心，处处以先知自居，认为大众都是愚民，自己比他们高明。这样的知识分子简直白读书了，不要也罢。

我原来挺喜欢韩国瑜这个人，他口才好，头脑清楚，个性鲜明。就凭他当年做立委的时候掌掴陈水扁，加上后来北农任上和民进党斗智斗勇的本事，也很难让人不喜欢。果党和稀泥的人太多了，能出一位如此有战斗力的政治人物实属难得。可惜一年多的时间这位“百年难得一见政治奇才”就沦落为“可怜哪”的蠢材，大位没登上去，市长也极有可能被弹劾掉。

难受的不仅仅是韩国瑜个人，整个果党当前的形势也岌岌可危。不过果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完全是自作自受。选前一会说征召韩国瑜，一会说办初选，一会说韩国瑜是必胜的王牌，一会又给郭台铭发初选的通行证。党内既有王金平这种拒绝参加初选的，也有郭台铭这种选输了就跑路的，还有朱立伦这种嘴上说团结却最后关头才勉强出任韩的竞选总部主委的。这些大佬不支持、不团结，韩国瑜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选不上。党主席吴敦义属于蒋经国亲手拔擢的那一代，政治履历漂亮，能力也很出众。但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党的组织力还是越来越涣散。其原因说到底，一是党内山头众多，党中央没有整合他们的这个权威，二是党产被民进党一扫而空，没了钱，连党主席都到处化缘，参选人要自谋出路，没有资源也肯定失去支持。

党中央没能力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党内大至“九二共识”这样的核心论述，小至不分区立委名单也都争论不休。手持“九二共识”，垄断和大陆沟通渠道，这本来是果党的优势。等民进党把“九二共识”跟“一国两制” 画上等号，果党就唯唯诺诺不敢提“九二共识”了。不分区立委名单列入几位有战力的传统统派，民进党一反对，果党自己的党员也傻傻地跑到党中央去静坐示威。如果果党的名单有问题，民进党作为政治对手应该感到高兴啊。民进党之所以反对，说明他们恰恰忌惮这些传统统派。敌人反对的，自己一定要拥护啊。事实是罗志强这样的青壮派猛打自己党的耳光，连候选人韩国瑜、张善政也强烈地反对。搞得邱毅、吴斯怀这些人在自己阵营里的名声也臭掉了。真是举全党之力给蔡英文助选。

我觉得果党大可以放弃“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过去大陆说，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可果党却拿“九二共识”这块布盖上了“一个中国” ，大陆对果党还能有多少信任和耐心？你的理念价值如果自己都不相信，不敢大声宣扬，不敢主动维护，那丢掉也是应当的。现在果党高喊改革，但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很艰难。是坚守一中，萎缩成新的新党？还是亦步亦趋跟着民进党，成为对方的复读机和影子？所谓间于齐楚，两面讨好是很难的，多数的下场是里外不是人。我觉得大陆是不指望果党了，且看我党给补选产生的果党党主席发什么样的贺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