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

2020年3月书单

1.格非《江南》

茅盾文学奖常常遭受非议,这种正统的文学奖选择面非常窄,传统文学之外的东西几乎不会出现在它的视线里,但它选择的文学作品的质量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遇到了书荒,无脑地选择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至少不会上当受骗。格非的作品,又有茅盾文学奖加持,这部《江南》自然而然进入了我的书单。

《江南》三部曲的前两部里,陆侃、陆秀米、谭功达三代人都可谓痴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胸怀理想主义的人。这样的人对信念过于执着,不了解人性,或者了解人性却又不屑于屈从人性,所以无论任何时代都要碰壁。他们都希望创造一个桃花源或乌托邦,可是看看花家舍的命运就知道,这样的桃花源或乌托邦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梦境里。花家舍在清末沦为贼窝,六十年代又成了1984式的恐怖社会。郭从年与老大哥何其相似,小韶的结局也只是比茱莉亚略好。单纯的理想主义从来不会成功,必须用肮脏的手段的来实现它。可一旦如此,理想主义也就被玷污了,必然会不自觉地去戕害人性。

前两部讲个人理想主义的幻灭,第三部讲的是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的幻灭。在离我们最近的时代里,一切都在变化。爱情不可靠,亲情不可靠,道德感也没有了,未来不值得期待。所有人都活得不开心,“以忧卒”是众人的宿命。故事的主人公不再相信乌托邦。花家舍也经历拆迁,成了纸醉金迷的温柔乡。起初我以为只有谭端午一个人生活在落寞和痛苦当中,到了最后我才明白他的妻子也一样,他的那些或显贵或贫贱的朋友也一样,无一例外都在时代当中浮沉,被侵蚀、浸泡,直至腐烂。中国过去的文学一直在讲幻灭,无论是《离骚》,还是《红楼梦》、《金瓶梅》,甚至不入流的《肉蒲团》都在讲幻灭,讲礼乐崩坏,讲个人自知或不自知的悲戚。这是文字之中、人类命运里一条若隐若现的线。你追求快乐,必然会因为快乐不可得而痛苦。你追求到了快乐,又必然因为追求这个过程的终结而痛苦。

《江南》是一部奇书,它写现实主义又不完全是现实,故事里处处魔幻,但它又不是乡土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因为看似不合理的主人公都让人有极强的代入感。提起江南,人们联想起来的都是各种美好的词汇,格非的江南寄托的显然不是这样的美好。他描绘的是一个几代人孜孜以求,却又始终千疮百孔的乌托邦,以及这个乌托邦继而崩塌的悲剧。这三本书篇幅宏大,文字也透着作家的才气。能回归传统,寻根汉字本源,这是中国作家最好的出路。格非探讨的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是不多见的,但这一部鸿篇巨制显然还不够精致,缺少打磨。比如《人面桃花》里反复用“上下披拂”,《山河入梦》里又一再用“麦秀黍离”,前两本写到性爱的姿势都比喻为“波浪”。毋宁说作者词汇贫乏,倒不如说他还不够细心。至于像“刺杀湖广巡抚”这种穿越式的谬误,更是连编辑也难辞其咎。

星辰

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到了夏天,一台摇头扇也不顶什么用,整个白天都热得无处躲藏。直到吃完晚饭,夜风徐起,才能带来几分清凉。院子里有两颗苹果树,旁边是一架竹床。躺在上面,看着满天的星光,听大人讲老掉牙的故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好多记忆都模糊了,惟有满天的星辰还历历在目。夜晚的乡村没有绚烂的灯光,所以天空纯净深邃,愈显星辰明亮。那时候我一颗星星的名字也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因为它们太寻常不过,像是风,像是雨,每天都在那里,没人在意。

后来有了一点知识,我才明白那满天的星辰多数是太阳一样的恒星,它们和我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的。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过一部叫《宇宙与人》的科普纪录片。它暗黑的动画和幽异的配乐在县城唯一的破旧的电影院里给我特别大的冲击,然而我最深的印象是它传递给我一种对星辰的全新的认识。光年是什么意思?星辰和我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我开始有了基本的概念。那些星辰和我的连接只有它发出的微弱的光,它们从遥远的星球出发,穿过茫茫宇宙,经历漫长的时间,最终在我的瞳孔上投射一个个闪烁的影子。

一旦看清楚了星辰的光芒,星辰也就失去了浪漫和诗意。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星辰都造就了无数美丽的传说。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把太阳当作众神之王,不会把金星当作爱神,不会把流星当作生命的消逝,不会把银河当作爱人的分离。理性和科学有时看起来有点无趣。我知道按照现在的宇宙学的观点,那些星辰最终的命运是消亡,宇宙的终点也是不再有时间和生命的一片死寂。在宇宙的尺度面前,星辰是是渺小的,个人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诗性的世界里,我们还可以说,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我们可以透过被人类赋予灵魂,又剥夺了灵魂的星辰,触摸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理想。星辰足够遥远,所以它还能造梦,人类还在幻想“手可摘星辰”。

我在B站找到了那部电影《宇宙与人》,又仔细看了一遍。二十年前的动画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十分粗糙,某些观点也不符合宇宙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它的解说词写得很好,有着人类步入新千年时的特有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正在一点点消逝。这部科普作品的配音解说是李立宏老师,12年后的《舌尖上的中国》让他成了一枚网红。

最近的电影(一)

冯小刚《只有芸知道》

画面美,新西兰的美景如同世外桃源,纯净,平静。山坡上有一套房子,房子里住着自己和爱人,再有一条狗,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吗?可如果有一天这样的生活真的伸手可得,很多人里的大多数怕又无福消受了,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尘世里做个凡人有很多烦恼,老觉得事事不如意,没了那丝烦恼呢?也未必会心安吧。

回到剧情,电影里的爱情简单得有点不真实,几乎没有冲突和矛盾。除了女主人公一直想去看鲸鱼,男主人公想要先挣一点钱。这似乎也构不成一般人认知里的冲突和矛盾。喜欢热闹的人,看这部电影大概会失望。爱情本来就是平淡的,我们看惯了影视剧、文学作品里轰轰烈烈的爱情,反倒觉得真爱不真实了。

冯小刚老了,他的电影语言也柔和了。他早期的贺岁片大多取材于王朔的作品,连王朔的思维和表达都全部照搬。最近这几年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他自己的电影。遗憾的是,这种电影统统挣不到钱。文艺和情怀纵然再好,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买单,这个道理被证明很多次了。冯小刚以前骂垃圾观众,他拍的那些商业片不也在培养垃圾观众吗?

最后再说演员,黄轩很棒,整个人的气质干净,演技也不错。能被陈凯歌、冯小刚、娄烨这样的大导演看中,演技怎么会差。这里忍不住要说一点。这两年流行的咋咋呼呼式的表演并不一定是好的表演。演技爆发是存在的,可千万不能跟语言爆发划等号。有时候内敛平静的表演更能打动人。在《芳华》里黄轩喜欢杨采钰,但表白失败了。在这部电影里,冯小刚把欠他的人情还了。

奉俊昊《寄生虫》

能得小金人的电影,一堆人非要挑人家的毛病,就显得有点刻薄了。这部作品对贫富两个阶层巨大差异的描述非常成功。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没有给自己的电影导演这么自由的创作空间。当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国外获奖的时候,可是有很多官媒愤怒地批判张在拿中国的阴暗面取悦西方社会。更别说一批半地下的导演,他们的作品连顺利公映都很难。看人家韩国,这种明显揭短的电影得奖了,总统亲自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剧组,这就是差距。

我们戴着镣铐跳舞,也并非完全没有好作品。如果不以奥斯卡为标准的话,中国的电影还算成功。欧洲三大电影节常有中国人的身影。奥斯卡是偏商业的电影节,中国电影偏偏又不是以商业片见长。再加上中美斗法,意识形态被美国提到了冷战结束后未有的高度,奥斯卡肯定不会轻易考虑中国电影。放弃的对奥斯卡的执念,我们是能拍出好电影的。

韩国拍出了《寄生虫》这样的电影,可韩国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还是不容易解决。一直以来,电影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价值。在我们国家也一样,连审查制度都特别青睐电影作品。这样的要求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太沉重了。社会对电影有特别的期待,这也等于给电影多了一层的审查。

奉俊昊《雪国列车》

这部电影可以和《寄生虫》对照着来看。末日后幸存的列车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穷人,有中产阶级,还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设计了社会的根本制度,把每个人钉在他最合适的位置上,驱动社会这部机器前行。当社会的总体需求和资源供给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统治阶级把危机引向战争,消灭一部分人口,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维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在这种机制里,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是宿主,谁是寄生虫。

贫富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财富和知识,而在富人设计了制度,穷人只能遵守制度。电影中有一点,我不太认同。奉俊昊的故事认为统治阶级能够引导危机。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从中国两千年的朝代更迭来看,统治阶级也只是危机的一环,甚至很多时候看到危机也是麻木不仁。

奉俊昊《汉江怪物》

我的经验是,非好莱坞的怪物电影千万不要看,烂片无疑。奉俊昊这部电影和烂片也没有太大差距,特效一般,情节俗套。唯一特别之处是继承了韩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大力黑政府。奉俊昊能拍这种灾难片,只能说明他是个全才,不代表这不电影有多好 。

宫崎骏《龙猫》

看这部电影,觉得心里很暖。电影里的风好像吹到耳边,雨好像下到心里。宫崎骏描绘的少年,就像往昔的我们,无忧无虑,又充满哀伤。人生那么难,可跌宕路途中没有暖暖的龙猫。也因为如此,宫崎骏式的温暖才显得可贵。

2019年10月书单

1.胡适,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是近代史上一个争议人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一时享有盛誉,1949年后却在大陆被树立为反面典型,饱受批判,远在台湾的胡适对此也耿耿于怀。前几年民国热的时候,胡适研究的热度也跟着起来,最近整个社会思潮回转,胡适在不少人眼里又成了一位无耻文人。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简单地拿好人或坏人,革命或反动作为标准来评判,都很难得出准确的结论。

我在这本书里有不少收获,最重要的是了解了胡适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胡适认为五四运动对整个文化运动是一项历史性地干扰,把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他继而认为,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各党派认识到了青年的政治力量,把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当作宣传的重点,其结果就是“人人都对政治发生了兴趣”。胡适的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被“大大削弱”了。

胡适坚信“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理念,他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更是尽人皆知,是人们谈起新文化运动时绕不开的话题。他希望能够靠知识分子推动远离政治的纯粹的文学革命和文艺复兴,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良心的人很难说胡适这样的理念就是错误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积敝严重,在文化、经济、科技上都要被时代抛弃时,如果还抱有“不谈政治”的执念,只能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幼稚病。这就犹一个人明明病入膏肓了,你偏偏不让他服药、做手术,只说“您保养好身体”。胡适终其一生也没能远离政治,无论是担任驻美大使,还是跃跃欲试,想要参加总统选举,抑或是和蒋介石维持几十年虚伪的“君臣谊”,作为政治人物的胡适都要比作为学者的胡适更活跃。

胡适在学术研究上涉猎很广,他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史、历代小说,尤其是《红楼梦》均有开创性的研究。他对民主和科学的看法也比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更为全面和理性。在《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里胡适提出八条建议: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可以看出从五四开始,中国文学正是沿着胡适擘划出的方向前行的。可惜胡适在学术上、文学上往往浅尝辄止,他有清晰的文艺理论,并没有丰硕的文学成果和学术成果。鄙夷政治,又深陷政治,这大概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胡适也逃脱不了。在我看来,胡适是被时代耽误的人,他本来可以成为更好的学者。

2.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是中共最具传奇色彩的特工之一,三四十年代深受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的信任,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国民党高层内交际广泛。但是他却加入中共,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保护、营救了一大批地下党员。这样一个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迫害致死,骨灰至今还下落不明。

阎明复本人的经历也非常曲折,他曾经在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在很多重要的历史性场合为中共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他文革中也被打倒,坐牢七年,因为坐牢期间必须面对狱门一侧睡觉,出狱的时候甚至脸都变形了。阎明复在八十年代曾经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是当时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这颗新星却因为八十年代末的一场风波黯然陨落。虽然两年后阎明复复出,担任民政部副部长,但他的政治生命可以说此前已经宣告结束了。

这本书最具价值的部分有二。一是阎明复饱含深情地回忆父亲,以及自己小时候的生活,为读者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比如我们一般说阎宝航深受蒋宋的信任,也只能举例他曾经担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阎明复在书中提到,宋美龄曾把自己的汽车送给阎宝航,阎明复还坐过那辆漂亮的小汽车。这些细节都是对我们已知历史的详细注解,如果不是亲历者自己讲述,别人也很难得知。二是阎明复曾承担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俄文翻译,是中苏关系变迁的亲历者。但是作者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下笔却很谨慎,他强调自己当时只是翻译,并不像一般回忆著作的作者那样习惯性地夸大自己的作用。阎明复对中苏关系变迁的回顾,完全可以当作学术性的文章来读,虽然和前面个人化的回忆有相比较,略显枯燥,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谨、负责任的。

这本书写到八十近代初作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工作经历就戛然而止。据说剩余的部分作者还会续写,但当前的政治环境里恐怕没有出版的可能性了。还是希望后来人能够有幸读到,只有诚实地面对每一段历史,我们才有底气去说“道路自信”。

3.金宇澄《繁花》

这是一部非典型的小说,在我阅读之前就听说过它的名头,读完却说不上有多么欣喜。如果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为标准来看,这本书当然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可作品本身在我看来还是有点雕琢不够,略显粗粝。

这本书里作者用沪语营造出一种新鲜的语感,尝试必然不可能成熟。全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字—“不响”,几乎翻几页就会发现“某某不响”这样的字眼。初看感觉用得很妙,到处用、一直用就显得语汇贫乏了。就这两个字,有一堆读者在拼命地夸,我甚至都不由得怀疑起自己的审美。现在网络上没有理性探讨文艺作品的环境,好像某个作品好就全然是好,没有一丝瑕疵,不容任何人质疑。这本书的缺点我也不敢说太多。总之作者跳出了翻译腔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学里汲取营养,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尤其是写沧浪亭一段,简直就是一篇明清小品文。如前所述,开创性的东西肯定不会太成熟,但有时候见证成长也很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