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

电影《哪吒》

前天一个人带孩子去看了动画电影《哪吒》,总的来说是一次完美的观影体验,如果不考虑小朋友只看了一半的话——她津津有味地吃完一小筒爆米花,就在我怀里睡着了。受孩子妈妈的影响,我也看了不少动画电影,当然以迪斯尼、皮克斯为主,还有少量日本的,国产动画电影基本没看过。在我印象里,国产的动画电影多数都是《喜洋洋》、《熊出没》等电视动画的电影版,完全是给小孩子看的。原谅我对国产动画的偏见,我觉得主要责任并不在我。前几年孩子妈妈给我推荐过《魁拔》,我看了一点,不太能看懂。《大圣归来》我也看过,并没有觉得有多么出彩。那这次的《哪吒》为什么让我这么惊喜呢?

首先,情节设定比较大众化。无论是哪吒、李靖,还是元始天尊、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些人物和他们的背景,观众都不陌生,很容易快速走进故事里去。这个非常关键。像我以前看《魁拔》的时候,一开始就被它完全架空的世界体系给拦住了。如果一般观众要花费很多精力去记住、理解一个故事的背景才能开始接受故事本身,那这个故事就很难吸引人。大众艺术品的创作者首先要认识到大众是懒惰的、庸俗的,然后才能创作出受众较广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哪吒》是非常成功的。

其次,还是情节设定的问题,《哪吒》比较尊重观众的智商。虽然说大众在审美上是趋于庸俗、懒惰,更愿意无脑地接受,而不是思考,但大众并不傻。我们过去的一些动画电影可能一开始就把目标受众限制在少儿这一范围,故事情节无比低龄化。可他们并没有弄懂一个事实,孩子不是大人的幼稚版本,孩子和成年人的情感是相通的,喜怒哀乐他们一样都不少。唯一不同的是,成年人因为名利欢喜或伤忧,孩子可能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玩具。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很多动画电影为什么失败,而《哪吒》为什么成功。真正优秀的动画电影是可以老少通吃的。

这部电影的成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添加了很多我们熟悉的喜剧元素。比如说,哪吒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街上的人乱成一锅粥,拼命找地方躲起来,那个抬棺材的人,把死者从棺材里扔出来,自己躺进去。还有那个满脸络腮胡的壮汉总是发出少女般的尖叫。这种无厘头的情节可能没什么深意,但是观众就是吃这一套啊,我们从小到大不就是被周星驰的这种幽默熏陶出来的吗?让人由衷地发笑很不简单的。

当然这部电影肯定也有缺点,以我不专业的眼光来看,哪吒这些主角的动作和表情调得很好,但是到了李靖这样的配角身上就有点马马虎虎了。印象最深的是李靖决定去求陈塘关的百姓来参加哪吒的生日宴,转身离开时,那个背影踽踽独行的动作之僵硬和电影制作方宣传的“制作3年,修改66版”是不太相符的。作为观众也不能这么吹毛求疵,电影市场越繁荣,精品就会越多。我们应该宽容地看待每一个用心的作品。过去我们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的电影只有数量,没有质量,好多电影空有虚高的票房,完全是烂片。其实质量是靠数量来支撑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唐诗宋词元曲多好,好像每首都好,只是因为更多不完美的作品已经被跟着时间大潮一起流逝了。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优秀电影涌现出来,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孤立的。说一句体现党员思想先进性的话,民族复兴则文艺也必然复兴。

电影《阳台上》

这部电影改编自任晓雯的同名短篇小说。任晓雯可以说是我近几年唯一喜欢的作家,她对文字的把控能力在青年作家里是数一数二的,甚至超过了很多所谓的已经成名的作家。因为有任晓雯这样的作家存在,中国当下的文学有了希望,开始朝好的方向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八十年代之前我们的文学受到革命叙事的影响,完全是政治的附属品。而八十年代之后,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主流文学又穿上了洋装。即使是当时火热的寻根文学,我们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其叙事方式依然是西方式的。虽然美名曰“寻根”,但离中国的文学传统依然很远。近代以来国家的积贫积弱造成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信也荡然无存,我们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所传承下来的文学积淀全部被抛弃了。所幸的是过去几十年有沈从文、汪曾祺、阿城这样的遗珠,如今又有任晓雯这样的后起之秀。这才是中国的文脉,虽然断断续续,但不曾死绝。这几年我读任晓雯的书,感觉非常欣喜。从最开始的《岛上》到最近的《好人宋没用》,可以明显看到她文学追求的清晰脉络。我认为,任晓雯逐渐回归了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且已经发掘到中国文字的奥秘,她的语言精炼、老道,几近白描,但是充满韵律。拿她最近的作品《好人宋没用》的开篇来举例:

宋梅用,本名“没用”。当她两岁,逢了大荒年。全家被饥饿赶逐,从阜宁摇着艒艒船,经由运河,停在苏州河畔。起先住在船里,船身开裂,就上岸来。捡几根毛竹,烤成“弓”形,搭起“滚地龙”。帆篷为顶,草苫作门,地上铺一层稻草棉絮。外头落雨,里头跟着泥泞。母亲让孩子们捡拾芦苇、麻袋、碎砖、木板、铁皮,和了泥巴,反复修葺棚顶。

这样的文字是克制的、平静的,并且精确的,没有一个字的多余,简直可以当成诗来读。过去我们习惯了各种革命腔、翻译腔,语感也被破坏掉了。就好像一个人吃惯了辣的、咸的、重口味的食物,慢慢就失去了品味食材原有鲜味的本能。任晓雯是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惊喜,在文学普遍边缘化的今天,我对中国的文学反倒充满信心。因为大众化的东西往往被庸俗审美绑架,不得不作出各种妥协,而文学真的小众化了,反倒不会让人产生这种担忧。

回到《阳台上》这部电影和原著小说,小说算不上任晓雯最成熟的作品,篇幅也比较短。通过拆迁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可以反映出任晓雯的写作特点和写作功力。任晓雯善于写小人物,尤其是表面上看起来不名一文的小人物。她的长篇小说《生活,如此而已》的主角是一个不但不漂亮,工作、爱情还全部失败的普通女孩。《好人宋没用》的主角是在时间里挣扎求生、操劳一辈子的普通女性。想从任晓雯的书里看到什么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起伏跌宕的人生历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她好像只写“小”说,并且在刻意追求故事的平淡和语言的凝练。这篇小说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无所事事的青年张英雄家里面临拆迁,父亲在和拆迁工作人员陆志强发生争执后突发心脏病离世。想要复仇的张英雄一直跟踪陆志强,找到了陆的家,并且在长期监视陆家情况的过程中,对陆志强的智障女儿产生复杂的情感。后来张英雄认识到陆志强也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拆迁是前几年社会新闻最常出现的内容,是这个时代矛盾累积、爆发的一个缩影。任晓雯选取这样的题材,却把故事写得很小。看似冷峻的笔触,其实充满了人文关怀。对被时代大潮裹挟前行的个体来说,每一个人的选择有限。无论是被拆迁的张英雄一家,还是拆迁工作人员陆志强,他们不全然是恶,只是恶的一环。张英雄的父亲只是想多得一些补偿款,重新买一套哪怕偏远一点的房子,继续过“老酒咪咪”的日子。陆志强一家也住在破旧的单元楼里,等待着拆迁。小人物的痛苦挣扎才是这个时代光鲜靓丽外表下的真实面目。任晓雯没有无限放大个体的悲惨遭遇,也没有编织激烈的抗争,因为我们多数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本来就不温不火,顶多发几句牢骚。

电影几乎还原了小说的文本内容,甚至比小说本身还要丰富。但这个故事的体量和复杂程度并不足以撑起一部电影的长度。所以我看完原著的时候觉得非常精彩,余韵悠长,看完电影却有一点寡淡无味的感觉。考虑到张英雄和沈重这两个出彩的角色,还有出品人周冬雨亲自上阵,终于奉献出一次不那么咋呼的演出,这部电影还是值得一看的。当然最值得看的还是任晓雯的原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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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伪装者》

这几天在看电视剧《伪装者》,说起来这是一部2015年的电视剧了。我一向不怎么看电视剧,国产剧看得更少,但是这部剧感觉还不错。除了胡歌时不时卖萌,略显尴尬,其他演员的表演,包括剧情都是上乘的。胡歌是一名好演员,只是这次的角色不太适合他,或者说不太适合他的年纪。他和王凯的角色如果能互换 一下,我觉得勉强还可以接受。虽然他们两个同年,但是胡歌明显要比王凯更沧桑一点。窃以为胡歌表演中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爱用一种生硬造作的痞气来表演年轻人。《猎场》里一开始,他的表演也是这样的。“年轻”可以有很多种表现方式,不少大作品里角色的年纪和经历跨度很大,他们的成长过程却过渡得非常自然。这一点上,胡歌的表演功力还有不小的打磨提升的空间。当然,一个演员总有适合自己的角色类型,他表演起《琅琊榜》里这种阴郁隐忍的角色确实得心应手。

靳东在这部剧里的表现也不错,不过我对他一贯的这种知心大哥范的表演已经无感了。王凯中规中矩,不出彩也没犯错。刘敏涛算是能够撑起来的老戏骨,演什么像什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她的牙不太整齐,有点抢戏。在女演员外在形象越来越标准化,越来越千篇一律的今天,这点问题也不算什么问题了,毕竟人家是靠演技吃饭的。其他演员,王鸥的表演也没有什么瑕疵,只是声音不知道是不是配音的原因,显得稍微有一点生硬,大概是为了表现她女魔头的一面吧。扮演于曼丽的宋轶形象不错,和胡歌的问题一样,气质不太适合这个角色。于曼丽身上应该有一点风尘味、脂粉气,宋轶大概理解成了故作妖艳。总之,于曼丽的复杂,她没有表现出来。值得重点提一提的就是扮演程锦云的王乐君,我觉得她的气质温婉沉稳,很契合程锦云这个角色。表演算不上多优秀,在这一帮好演员面前至少没有拖后腿。谁知道,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部剧热播的时候,王乐君被黑得不成样子了。什么“最丑的女主角”,“面瘫”之类的话铺天盖地,甚至还有人一本正经地考证,刘敏涛才是女一号,王乐君是女X号。这大概是我的审美和大众审美差距最大的一次。王乐君这样沉静的气质才是东方女性的应有的,现在的观众们大概都被那些网红和流量明星洗脑了。 继续阅读

再论李公怪论

上一篇博文后面有两位同学给我留言,对我提出了质疑。我感觉他们说的跟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并非纠结于王小波小说的好坏,只是就事论事反对李泽厚的这种“理性论”。如果之前我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吧。之所以反对李泽厚的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他在没有看过王小波小说的情况下,断言王的小说一定写不好。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放到现在的网络上,完全可以划为无脑黑。毛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比毛公宽容,我一直认为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观点,只要出自本心,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基本社会道德,这属于天赋的言论自由。但如果没有经过充分了解,草率地得出结论,这种结论多半是没有说服力的。用一个成语来说,这叫管窥蠡测。

二.小说和理性并不矛盾。我认同感性的人,或者李泽厚说的“糊涂的人”,他们更会讲故事。可小说不等同于故事,尤其是现代小说除了故事性之外,还重视结构和形式。有了小说家在结构上的创新,有时候很简单的故事也能给人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很多小说的繁复程度,犹如积木一般,理性的人、重逻辑的人在这方面的创作会更有优势。

三.李泽厚一贯是重视理性的,他因此被很多人批判太保守,他批评某黑马的时候也认为对方太情绪化,不够理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李泽厚重视的理性只局限于社会领域和哲学领域,对于小说,他更喜欢感性。让人搞不懂的是,李泽厚又非常推崇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很多小说,比如《药》《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批判都是冷到了骨子里。这说明用理性也可以创作出好小说。

最后我想说,上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只是戏谑。我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喜欢王小波,只要我能从他的书里获得独特的阅读乐趣就足够了。于我来说,阅读和看AV一样,是一种私人化的体验,越隐秘越好。自私一点说,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种乐趣。这世上最好的东西能被我遇到,我只有窃喜,哪有工夫管别人。直到现在,主流文学对王小波的认同也是有限的,我只认为那是他们的遗憾。

李公怪论

我没看过他的小说,但我敢说他的小说肯定写不好,因为他这个人太清楚了。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太清楚的人写不出好小说,因为太理性了,糊涂些的人写的小说会比较好看。

以上是李泽厚在一本对谈录里的怪论,李公承认他没看过王小波的小说,接下来又说看了王小波的杂文,大家都说好得不得了,他认为是说过了。文学是主观的东西,自古就有“文无第一”的说法。一部作品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实属正常。但没看过就发表言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况且这人还是八十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

李泽厚是美学家,一贯以理论家的姿态呼唤理性,要求别人学些逻辑,甚至是几何。某位黑马著书批评他,他很少回应,称其文逻辑不通,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只是年轻人的情绪表达,可以理解,但着实没有学术价值。我看了两本李公的对谈录,只要提到该黑马,就如此言语讥讽。知识分子骂人是不吐脏字的,看似是不愿意回应对方的批评,实则字字诛心。没想到他批评某黑马的时候,高举逻辑武器,到了王小波跟前又变成“难得糊涂”了,理性反倒成了王小波的硬伤。李公毕竟看人很准,王小波家学渊源,其父是知名的逻辑学家,自身又是工科出身,据说编程水平也非常高超。看王小波的杂文就知道他是重逻辑的,他的小说虽然精于语言打磨,但也非常注重形式。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之类,莫不是循环往复,有一种独特的逻辑美感。

传统小说讲述才子佳人,乱世枭雄,注重的是故事性,当然是感性较好。现代小说在叙述故事之外,往往还探索小说形式多样的可能性,少了理性就失去了现代性。李公拿旧眼光看待新事物,当然会得出如此结论。即便不说现代小说,我们熟知的鲁迅够理性吧,其小说可是一点都不逊于杂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李泽厚对于鲁迅也极推崇的。为什么鲁迅可以理性地写好看的小说,王小波就不能呢?如李公自己所言,他的这个想法十足奇怪。这是对谈中的话,也就是普通人所说的闲扯唠嗑,有一些妄论也无可厚非。文人总是有一点傲气的,一代导师对另一代的导师肯定有天然的排斥。但同一本对谈录里,你以逻辑和理性要求某黑马,转瞬又因逻辑和理性嫌弃并未读过的王小波小说。立论如此荒唐,标准如此混乱,这实在不是名家应有的言谈。

如同我一开始所说,“文无第一”,任何人都有评价任何作品的权力。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公允的标准,起码不要像自己批判的那样自相矛盾,否则扯上再多的理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对李公怀着深深的敬意,看这两本书受益匪浅,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发人深思,即便到了当下还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就是论事,他的这种怪论在逻辑上是不攻自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太喜欢王小波,害了粉丝病,容不得别人指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