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雷震从日本留学归国,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校长,就进入国民党体制内,直至权力中枢。他曾经官至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旧政协秘书长,可以说深受蒋中正的信任和倚重。这样一个人,在1950年代主办《自由中国》杂志,逐渐走到国民党的对立面,最终被开除党籍,撤销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蹲十年黑狱。雷震留学时主修宪法,对宪政和民主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认同,还颇有微词,认为“三民主义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预备行宪,这是雷震最辛苦,最风光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蒋之所以信任他,是因为雷震有政治才能,具备很强的协调能力,在党内虽然交际广泛,却不属于任何派系。对于这样的专才,蒋是放心的,甚至在内战期间,还让雷震在上海和福建襄赞军务。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后,地盘小了,在政治上也开始收紧。原来大陆时期,尚有割据的军阀、持反对立场的民主人士,以及共产党这个死敌。到了台湾,这些敌对力量都消失了。蒋吹嘘了半生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这个蕞尔小岛才得以实现,不得说不得极具讽刺意味。
雷震与胡适有着深厚的情谊,算得上是胡的传人。胡适对于自由主义只是鼓吹,并没有实践的勇气。究其原因,一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有懦弱病,二是胡适本人有严重的好名心态。胡一直小心翼翼维持与蒋的君臣谊,还是被蒋在日记里骂作“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在这一点上,雷震的品格要比他的精神导师更为高洁。他与蒋中正一样有着较为深厚的情谊,但显然雷震对宪政、民主和自由着更深信不疑,并且愿意付诸行动。雷震组织反对党的时候邀请胡适出面执牛耳,胡适以各种理由来推脱。等雷震因此入狱,胡适向蒋中正求情,蒋则根本不予理睬。雷震入狱,胡适更是从未探监,只是郁郁寡欢,不久便离世了。唐德纲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谁是行动家,谁是空想家,由此可见。其实,无论是《自由中国》杂志,还是雷震胎死腹中的新党,背后都有胡适的影子。只是这位老先生并没有担负责任的勇气。
雷震入狱,《自由中国》陨落。自此,台湾社会在政治上陷入了十多年的死寂。但雷震和《自由中国》也在风雨中开启了一条通往民主的道路。无论是《文星》,还是《美丽岛》,无疑和《自由中国》都有紧密的连接。《自由中国》是以救中国为使命的。雷震在狱中写给孩子的信里,自信地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可惜在今天,传承其精神的美丽岛世代已经把“中国”消灭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