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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年轻还是衰老
总要耐心朝前奔跑
前方有一直招手的光
前方有鲜花和微笑
什么都没有也不打紧
只要跑得够快
哪怕苦涩
我也会梦想一朵花
我也会对自己微笑
哪怕万古长夜
我也是自己的万丈光芒

变得更好

很忙啊!把这块自留地遗忘了好几个月,野草又在疯长。好在它只是躲在香港某个机房里硬盘上的虚拟数据,并不会生气和感伤。用笔写字的机会少了,字和人一样越来越丑。用键盘打字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无名指在键盘上总是无所适从,显得多余。刷手机成了一种本能,看西瓜视频、刷知乎,花光所有的碎片化时间。安静地看会书,用键盘敲点属于自己的文字却越来越难,因为没有让人闲适的心境。总觉得身心都很累了,主观和客观上都不愿意再做让自己沉重的事情。看书写字都是要思考的,思考是会让人更疲惫的。手机带来的短暂且廉价的欢愉,实实在在让人变懒,让人失去深刻的动力,变得肤浅俗气。

其实我真的在忙,忙着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写报告、做PPT,回复邮件,准备考试。忙着工作,忙着前行,忙着继续变老,变胖。这么忙,却算不上充实。因为对自己还远不满意,对未来的方向感不够,对自己没有约束力,工作方法缺失。很多时候是忙成一团乱麻,又有很多时候是偷偷给自己松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自己还可以变得更棒,但自己还没有尽最大的努力。

这是一个没有热情的时代。一切似乎越来越好,一切似乎也越来越糟。这个时代的色彩是浓郁的,是五彩缤纷的,却也是让人眼花缭乱,患得患失的。有后浪,也有打工人。有没有一点改变的少年,也有负重前行的工具人。有人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也有人说,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这个时代是粗糙的,经不住细心琢磨。但爱或不爱,都要往前走,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好。我还爱这个尘世,因为只来这一次啊。

童年

我在沉默中盼望朝阳
盼望有风吹醒沉睡的山岗
狗尾巴草埋住了脚踝
麦子还未褪去一身清香
雨后的小路坑坑洼洼
泥土拽住想要飞奔的脚步
我规规矩矩地长大
跌跌撞撞地变老
背负一个个讶异的梦想
梦里,乌鸦辛苦筑巢
梦里,知了偷偷蜕壳
梦里,杨树的叶子沙沙作声
梦里,候鸟般的飞机划过天空
一个个讶异的梦长大后
变成了一个个普普通通

我的2020

2020年必然是要载入史册的一年,人类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展现了自己的脆弱和坚韧。这一年于我而言,却依然是波澜不惊的一年。年初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减肥的结果是越来越肥,从外表来看,我已经是一个标准的油腻中年了。日语学习,还停留在去年过年时的起步阶段,五十音图快忘得差不多了。关于阅读,看书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买书的速度。无论是家里,还是身边,都有一堆书孤独地等待我的“临幸”。我知道是我精心选择了它们,也无情地辜负了它们。我想写的那个故事,尚处于2019年的状态,没有一点进展。只有脑子完全放空的时候,我才会想起那些想象中的人物,在心里给他们描绘一个个稍微清晰一点的形象。这一年陪家人的时间非常之少。因为疫情的缘故,前半年我一直都在外面。当然,后半年也少不了工作上的琐碎的事,回家的脚步总被牵绊。这一年,我换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也清楚认识到自己的短板和不足。无论是做事的态度,还是做事的能力都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自我要求远远没有达到最高标准。

在2021年,我要控制饮食,加强运动锻炼,希望体重重回75KG,或者更低;日语学习继续推进,至少把标日初级上册学完;多看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精神绝不能沉沦下去;完成那个故事的框架,然后再用一年的时间仔细修补;工作上有更多的进步,争取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愿望是美好的,要用努力奋斗去实现。越奋斗,越年轻!加油吧!

匆匆

从早到晚是匆匆
从春到冬是匆匆
从生到死是匆匆
从尽是未知到不求知
也是匆匆
从满目风光到看惯苍凉
还是匆匆
匆匆地来
匆匆地去
如庸碌的蝼蚁
如回转的星月
如终将停下的陀螺
如吹不散朝霞的风
山河破碎
幻梦坠落
朱颜辞镜
繁花入泥
一切只在匆匆

2020年11月书单

范泓《雷震传:民主在风雨中前行》

雷震从日本留学归国,短暂地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校长,就进入国民党体制内,直至权力中枢。他曾经官至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旧政协秘书长,可以说深受蒋中正的信任和倚重。这样一个人,在1950年代主办《自由中国》杂志,逐渐走到国民党的对立面,最终被开除党籍,撤销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蹲十年黑狱。雷震留学时主修宪法,对宪政和民主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认同,还颇有微词,认为“三民主义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预备行宪,这是雷震最辛苦,最风光的一段时光。这一时期,蒋之所以信任他,是因为雷震有政治才能,具备很强的协调能力,在党内虽然交际广泛,却不属于任何派系。对于这样的专才,蒋是放心的,甚至在内战期间,还让雷震在上海和福建襄赞军务。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后,地盘小了,在政治上也开始收紧。原来大陆时期,尚有割据的军阀、持反对立场的民主人士,以及共产党这个死敌。到了台湾,这些敌对力量都消失了。蒋吹嘘了半生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这个蕞尔小岛才得以实现,不得说不得极具讽刺意味。

雷震与胡适有着深厚的情谊,算得上是胡的传人。胡适对于自由主义只是鼓吹,并没有实践的勇气。究其原因,一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常常有懦弱病,二是胡适本人有严重的好名心态。胡一直小心翼翼维持与蒋的君臣谊,还是被蒋在日记里骂作“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在这一点上,雷震的品格要比他的精神导师更为高洁。他与蒋中正一样有着较为深厚的情谊,但显然雷震对宪政、民主和自由着更深信不疑,并且愿意付诸行动。雷震组织反对党的时候邀请胡适出面执牛耳,胡适以各种理由来推脱。等雷震因此入狱,胡适向蒋中正求情,蒋则根本不予理睬。雷震入狱,胡适更是从未探监,只是郁郁寡欢,不久便离世了。唐德纲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着实可怜。后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谁是行动家,谁是空想家,由此可见。其实,无论是《自由中国》杂志,还是雷震胎死腹中的新党,背后都有胡适的影子。只是这位老先生并没有担负责任的勇气。

雷震入狱,《自由中国》陨落。自此,台湾社会在政治上陷入了十多年的死寂。但雷震和《自由中国》也在风雨中开启了一条通往民主的道路。无论是《文星》,还是《美丽岛》,无疑和《自由中国》都有紧密的连接。《自由中国》是以救中国为使命的。雷震在狱中写给孩子的信里,自信地说:“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可惜在今天,传承其精神的美丽岛世代已经把“中国”消灭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