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辰

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到了夏天,一台摇头扇也不顶什么用,整个白天都热得无处躲藏。直到吃完晚饭,夜风徐起,才能带来几分清凉。院子里有两颗苹果树,旁边是一架竹床。躺在上面,看着满天的星光,听大人讲老掉牙的故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好多记忆都模糊了,惟有满天的星辰还历历在目。夜晚的乡村没有绚烂的灯光,所以天空纯净深邃,愈显星辰明亮。那时候我一颗星星的名字也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因为它们太寻常不过,像是风,像是雨,每天都在那里,没人在意。

后来有了一点知识,我才明白那满天的星辰多数是太阳一样的恒星,它们和我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的。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过一部叫《宇宙与人》的科普纪录片。它暗黑的动画和幽异的配乐在县城唯一的破旧的电影院里给我特别大的冲击,然而我最深的印象是它传递给我一种对星辰的全新的认识。光年是什么意思?星辰和我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我开始有了基本的概念。那些星辰和我的连接只有它发出的微弱的光,它们从遥远的星球出发,穿过茫茫宇宙,经历漫长的时间,最终在我的瞳孔上投射一个个闪烁的影子。

一旦看清楚了星辰的光芒,星辰也就失去了浪漫和诗意。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星辰都造就了无数美丽的传说。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把太阳当作众神之王,不会把金星当作爱神,不会把流星当作生命的消逝,不会把银河当作爱人的分离。理性和科学有时看起来有点无趣。我知道按照现在的宇宙学的观点,那些星辰最终的命运是消亡,宇宙的终点也是不再有时间和生命的一片死寂。在宇宙的尺度面前,星辰是是渺小的,个人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诗性的世界里,我们还可以说,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我们可以透过被人类赋予灵魂,又剥夺了灵魂的星辰,触摸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理想。星辰足够遥远,所以它还能造梦,人类还在幻想“手可摘星辰”。

我在B站找到了那部电影《宇宙与人》,又仔细看了一遍。二十年前的动画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十分粗糙,某些观点也不符合宇宙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它的解说词写得很好,有着人类步入新千年时的特有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正在一点点消逝。这部科普作品的配音解说是李立宏老师,12年后的《舌尖上的中国》让他成了一枚网红。

抄作业

我有一个多年的爱好——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在社会生活高度娱乐化的台湾,政论节目的红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其趣味性、丰富性远超一般的娱乐节目。这种节目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几乎没有立场客观、思维缜密的政论名嘴。在谈论社会话题上,他们有着充足的自由度,发言几乎随心所欲,不受限制,但主持人和嘉宾嘻嘻哈哈,观众也嘻嘻哈哈,往往只是传递情绪。无论是反服贸,还是反核电,台湾的公共舆论中都没有人认真解释服贸、核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其利弊。缺少有深度的思辨,言论自由成了对社会议题进展的阻碍。

这种泛娱乐化是难以避免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言论越来越开放,社会生活的娱乐化也会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国家,以前新闻联播式的舆论传播方式饱受诟病。虽然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但公众的接受度低。这几年新闻联播来越年轻化,偶尔会有一些上热搜的表达方式。微博上,紫光阁、共青团这样的大V也紧跟时代的潮流,撒娇卖萌成为常态。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呢?这是不是社会生活泛娱乐化的表现呢?首先,这些传统媒体传播的依然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除了传播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另外,这种互联网特征的表达是在互联网用户之间自发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在迁就年轻一代,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的表现还略显突兀和尴尬。无论是“阿中”、“阿冠”,还是“抄作业”,这样的表达显然年轻人更得心应手。

也有人把这样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公众话题巨婴化”。以前网民只是在私人领域自称“宝宝”,似乎无关紧要,好像在公众话题上延续这种儿童化的语言就让人担忧。这其实大可不必,表达方式在表达内容面前永远是次要的。就拿新闻联播来说,虽然很长时期内是革命化的语言,还是公开的信息源,但不妨碍它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必修课。“抄作业”也一样,它充分说明公众对某些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认可,对另外一些地区的讽刺。不能因为其表达方式就否认其表达的内涵。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用泛娱乐化代替思辨,而不是娱乐化的思辨。盲目地否认公众对社会话题的参与热情反倒容易陷入精英思维里。借用一句周恩来的话,“老百姓喜闻乐见,你反对,你算老几?”

龙应台在一次演讲里不无遗憾地说,“科技发展,网络世代下,知识的门槛被拆除了,原本拥有知识代理权、话语权的,没有了。”这恐怕才是一些人反对“公众话题巨婴化”的根本原因。公知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反对革命化的语言,也反对年轻化的语言,更反对革命化语言和年轻化语言的合流。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让年轻一代对社会议题保持热情,更具国际观念和大局观念,社会自然会进步。泛娱乐化值得警惕,借机搞虚无主义更值得警惕。公知并不懂新一代在想什么,在争取新一代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去“抄作业”。

最近的电影(一)

冯小刚《只有芸知道》

画面美,新西兰的美景如同世外桃源,纯净,平静。山坡上有一套房子,房子里住着自己和爱人,再有一条狗,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吗?可如果有一天这样的生活真的伸手可得,很多人里的大多数怕又无福消受了,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尘世里做个凡人有很多烦恼,老觉得事事不如意,没了那丝烦恼呢?也未必会心安吧。

回到剧情,电影里的爱情简单得有点不真实,几乎没有冲突和矛盾。除了女主人公一直想去看鲸鱼,男主人公想要先挣一点钱。这似乎也构不成一般人认知里的冲突和矛盾。喜欢热闹的人,看这部电影大概会失望。爱情本来就是平淡的,我们看惯了影视剧、文学作品里轰轰烈烈的爱情,反倒觉得真爱不真实了。

冯小刚老了,他的电影语言也柔和了。他早期的贺岁片大多取材于王朔的作品,连王朔的思维和表达都全部照搬。最近这几年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他自己的电影。遗憾的是,这种电影统统挣不到钱。文艺和情怀纵然再好,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买单,这个道理被证明很多次了。冯小刚以前骂垃圾观众,他拍的那些商业片不也在培养垃圾观众吗?

最后再说演员,黄轩很棒,整个人的气质干净,演技也不错。能被陈凯歌、冯小刚、娄烨这样的大导演看中,演技怎么会差。这里忍不住要说一点。这两年流行的咋咋呼呼式的表演并不一定是好的表演。演技爆发是存在的,可千万不能跟语言爆发划等号。有时候内敛平静的表演更能打动人。在《芳华》里黄轩喜欢杨采钰,但表白失败了。在这部电影里,冯小刚把欠他的人情还了。

奉俊昊《寄生虫》

能得小金人的电影,一堆人非要挑人家的毛病,就显得有点刻薄了。这部作品对贫富两个阶层巨大差异的描述非常成功。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没有给自己的电影导演这么自由的创作空间。当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国外获奖的时候,可是有很多官媒愤怒地批判张在拿中国的阴暗面取悦西方社会。更别说一批半地下的导演,他们的作品连顺利公映都很难。看人家韩国,这种明显揭短的电影得奖了,总统亲自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剧组,这就是差距。

我们戴着镣铐跳舞,也并非完全没有好作品。如果不以奥斯卡为标准的话,中国的电影还算成功。欧洲三大电影节常有中国人的身影。奥斯卡是偏商业的电影节,中国电影偏偏又不是以商业片见长。再加上中美斗法,意识形态被美国提到了冷战结束后未有的高度,奥斯卡肯定不会轻易考虑中国电影。放弃的对奥斯卡的执念,我们是能拍出好电影的。

韩国拍出了《寄生虫》这样的电影,可韩国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还是不容易解决。一直以来,电影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价值。在我们国家也一样,连审查制度都特别青睐电影作品。这样的要求对电影创作者来说太沉重了。社会对电影有特别的期待,这也等于给电影多了一层的审查。

奉俊昊《雪国列车》

这部电影可以和《寄生虫》对照着来看。末日后幸存的列车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有穷人,有中产阶级,还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设计了社会的根本制度,把每个人钉在他最合适的位置上,驱动社会这部机器前行。当社会的总体需求和资源供给出现严重矛盾的时候,统治阶级把危机引向战争,消灭一部分人口,实现资源的重新分配,维持社会的相对平衡。在这种机制里,很难说清楚到底谁是宿主,谁是寄生虫。

贫富之间的差异,不在于财富和知识,而在富人设计了制度,穷人只能遵守制度。电影中有一点,我不太认同。奉俊昊的故事认为统治阶级能够引导危机。实际上从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从中国两千年的朝代更迭来看,统治阶级也只是危机的一环,甚至很多时候看到危机也是麻木不仁。

奉俊昊《汉江怪物》

我的经验是,非好莱坞的怪物电影千万不要看,烂片无疑。奉俊昊这部电影和烂片也没有太大差距,特效一般,情节俗套。唯一特别之处是继承了韩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大力黑政府。奉俊昊能拍这种灾难片,只能说明他是个全才,不代表这不电影有多好 。

宫崎骏《龙猫》

看这部电影,觉得心里很暖。电影里的风好像吹到耳边,雨好像下到心里。宫崎骏描绘的少年,就像往昔的我们,无忧无虑,又充满哀伤。人生那么难,可跌宕路途中没有暖暖的龙猫。也因为如此,宫崎骏式的温暖才显得可贵。

不再争论

我们都深处的这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它的好与坏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它前进,或后退都会深刻地影响十几亿人的命运。大时代是大众的时代,公众事务是公众的事务,谁都不应该做加缪笔下那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局外人。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负责,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现实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影响了健康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公众场合多数人坚持 “莫谈国事”的传统,好像政治是让人惧怕的秽物,说一句就会脏了嘴;在私人场合很多人又跟传说中的北京的哥一样,深谙各种政坛秘辛、大国关系,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很遗憾,我就是这样的两面人。不止于此,这两年我又多了一个毛病,那就是在公众场合为体制说些好话。最开始写这个博客的时候,我其实是一枚愤青,也常常觉得你国不行,你国万恶。如今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我被谁洗脑了,不是因为我没有良心,被现实收买,向现实妥协了。相反,我是一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人,即使在作为愤青的年代,我也没有选择只倾听一种声音。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愤青,因为我连怀疑本身也怀疑。回看我十年前写的一篇博文《离开》,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变。

现在回答一下我为什么极度讨厌公知腔。年轻的时候听他们的话,觉得那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抗威权,说出真相,启迪民智,多么迷人啊。但久而久之,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们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官方做错了,他拿放大镜看,认为这是制度的恶,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出这道证明题的答案,多么骄傲。官方做对了,他拿缩小镜看,然后话锋一转跟你谈自由和民主,说你还差得很远。官方不做事,他说这是欺上瞒下,毫无作为,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官方做事了,他又嫌你没有法治精神,用公权力侵犯私权利,还是缺少自由和民主。可瞎猫总会碰上死耗子吧。你要问他,官方从来没做过一件对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值得肯定?他绝对回答你,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一套逻辑简直无懈可击,完美无暇,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给自己预设了立场。

眼下的公知腔还算小儿科,毕竟刚刚复苏。几十年前的公知们才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河殇》告诉你,你们整个文明都不行,农耕的全是垃圾。一位黑马又告诉你,你们这帮垃圾要想行,就要像香港那样被白人老爷殖民,至少两百年。美国攻打伊拉克,一群公知跳出来唱赞歌——天佑美利坚,民主自由的旗帜遍天下。搞得美国人听了都害羞。坦白说,我喜欢这种坦荡荡。如果你怀着理想主义追求你的信念,大大方方的,哪怕我不认同,也会百分之百支持。我一直同情那位黑马的遭遇,赞赏他的人格。他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写一篇博文致哀。这样的人才对得起“公知”这两个字,现在很多人真是不配。

可能有人要说,我们不是公知,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看到的问题。连这都不让说吗?这些可以说啊,如果官方不让说,那是他们混蛋。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就是要允许公众参与公众事务。但请记住批评的时候,不要预设立场,不要夹枪带棒,要就事论事。论完事,还请做点实事,不要做无谓之喟叹,不要自我感伤,自我感动。习近平总书记教导过我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我是个卑微的人,不是什么体制内的,说点体制的好,并没有人给我几毛钱。但我一直认为,人要说实话才算有良心,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这会儿我想起来张申府,1948年内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他写文章呼吁和平,结果国共双方一块批判他。我大概也是这种两面不讨好的人。当然,我也不想讨好谁。我的博客关闭了评论功能。从现在开始,我也不会到别人的博客评论了。不想再跟任何人有任何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