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是全能的

在古代知识壁垒是清晰且不可逾越的。整个社会里仅一小部分人通晓文字,大部分人是大字不识的文盲。而国家的法律体系、赋税制度等等都用文字来表述,因此这一小部分人垄断了社会规则的制定权、解释权和传播权。读书人成了大众天然的代言人。“济天下”,“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价值观念与其说是儒家灌输给读书人的,倒不如说是读书人与生俱来的使命。读书人只需要熟读儒家经典,达则通过科举出将入相,穷则守在乡里成为贤明士绅。虽然儒家并不能涵盖一切,但它提供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社会行为都大致以此为规则。

到了现代,读书人进化成了知识分子。但是知识的概念越来越模糊。社会体系越来越复杂,知识也越来越专业化,不同门类的知识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制造高铁需要知识,研究火箭也需要知识。懂高铁的人一定不懂火箭,懂火箭的人也一定不懂高铁。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以清楚界定。在当下,识字就算知识分子吗?读过大学就算知识分子吗?作家就算知识分子吗?从事脑力劳动就算知识分子吗?恐怕不能简单地回答是或不是。

一个人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杰出的成就,但如果他试图轻易评价其他领域,得到挫败的可能性更大。钱学森能计算出来导弹的飞行轨迹,可他计算粮食的亩产时却闹了历史性的笑话。在种庄稼这件事上,他的认识远远不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同样,即便某个人是优秀的作家,我也不认为他对政治、对社会、对医疗体系、对人性一定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在古代官之外也有吏,他们管钱粮,管刑狱,这些事情不是读了几本圣贤书就能懂的。

前面这些话就是我对《方方日记》的基本看法。我看过她的一些小说,像《桃花灿烂》、《万箭穿心》都特别喜欢。但作家就是作家。这个世界上没有通识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只是他专业之内的知识。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方方说的一切,就跟不分青红皂白相信钱学森计算出来的粮食可以亩产万斤一样荒谬。切记知识分子不是全能的,也千万不要有举世皆醉而我独醒的幻觉。

2020年3月书单

1.格非《江南》

茅盾文学奖常常遭受非议,这种正统的文学奖选择面非常窄,传统文学之外的东西几乎不会出现在它的视线里,但它选择的文学作品的质量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遇到了书荒,无脑地选择一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至少不会上当受骗。格非的作品,又有茅盾文学奖加持,这部《江南》自然而然进入了我的书单。

《江南》三部曲的前两部里,陆侃、陆秀米、谭功达三代人都可谓痴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胸怀理想主义的人。这样的人对信念过于执着,不了解人性,或者了解人性却又不屑于屈从人性,所以无论任何时代都要碰壁。他们都希望创造一个桃花源或乌托邦,可是看看花家舍的命运就知道,这样的桃花源或乌托邦只存在于理想主义者的梦境里。花家舍在清末沦为贼窝,六十年代又成了1984式的恐怖社会。郭从年与老大哥何其相似,小韶的结局也只是比茱莉亚略好。单纯的理想主义从来不会成功,必须用肮脏的手段的来实现它。可一旦如此,理想主义也就被玷污了,必然会不自觉地去戕害人性。

前两部讲个人理想主义的幻灭,第三部讲的是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的幻灭。在离我们最近的时代里,一切都在变化。爱情不可靠,亲情不可靠,道德感也没有了,未来不值得期待。所有人都活得不开心,“以忧卒”是众人的宿命。故事的主人公不再相信乌托邦。花家舍也经历拆迁,成了纸醉金迷的温柔乡。起初我以为只有谭端午一个人生活在落寞和痛苦当中,到了最后我才明白他的妻子也一样,他的那些或显贵或贫贱的朋友也一样,无一例外都在时代当中浮沉,被侵蚀、浸泡,直至腐烂。中国过去的文学一直在讲幻灭,无论是《离骚》,还是《红楼梦》、《金瓶梅》,甚至不入流的《肉蒲团》都在讲幻灭,讲礼乐崩坏,讲个人自知或不自知的悲戚。这是文字之中、人类命运里一条若隐若现的线。你追求快乐,必然会因为快乐不可得而痛苦。你追求到了快乐,又必然因为追求这个过程的终结而痛苦。

《江南》是一部奇书,它写现实主义又不完全是现实,故事里处处魔幻,但它又不是乡土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因为看似不合理的主人公都让人有极强的代入感。提起江南,人们联想起来的都是各种美好的词汇,格非的江南寄托的显然不是这样的美好。他描绘的是一个几代人孜孜以求,却又始终千疮百孔的乌托邦,以及这个乌托邦继而崩塌的悲剧。这三本书篇幅宏大,文字也透着作家的才气。能回归传统,寻根汉字本源,这是中国作家最好的出路。格非探讨的话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是不多见的,但这一部鸿篇巨制显然还不够精致,缺少打磨。比如《人面桃花》里反复用“上下披拂”,《山河入梦》里又一再用“麦秀黍离”,前两本写到性爱的姿势都比喻为“波浪”。毋宁说作者词汇贫乏,倒不如说他还不够细心。至于像“刺杀湖广巡抚”这种穿越式的谬误,更是连编辑也难辞其咎。

星辰

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到了夏天,一台摇头扇也不顶什么用,整个白天都热得无处躲藏。直到吃完晚饭,夜风徐起,才能带来几分清凉。院子里有两颗苹果树,旁边是一架竹床。躺在上面,看着满天的星光,听大人讲老掉牙的故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好多记忆都模糊了,惟有满天的星辰还历历在目。夜晚的乡村没有绚烂的灯光,所以天空纯净深邃,愈显星辰明亮。那时候我一颗星星的名字也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因为它们太寻常不过,像是风,像是雨,每天都在那里,没人在意。

后来有了一点知识,我才明白那满天的星辰多数是太阳一样的恒星,它们和我的距离是以光年计的。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电影院看过一部叫《宇宙与人》的科普纪录片。它暗黑的动画和幽异的配乐在县城唯一的破旧的电影院里给我特别大的冲击,然而我最深的印象是它传递给我一种对星辰的全新的认识。光年是什么意思?星辰和我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我开始有了基本的概念。那些星辰和我的连接只有它发出的微弱的光,它们从遥远的星球出发,穿过茫茫宇宙,经历漫长的时间,最终在我的瞳孔上投射一个个闪烁的影子。

一旦看清楚了星辰的光芒,星辰也就失去了浪漫和诗意。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星辰都造就了无数美丽的传说。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把太阳当作众神之王,不会把金星当作爱神,不会把流星当作生命的消逝,不会把银河当作爱人的分离。理性和科学有时看起来有点无趣。我知道按照现在的宇宙学的观点,那些星辰最终的命运是消亡,宇宙的终点也是不再有时间和生命的一片死寂。在宇宙的尺度面前,星辰是是渺小的,个人更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诗性的世界里,我们还可以说,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我们可以透过被人类赋予灵魂,又剥夺了灵魂的星辰,触摸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理想。星辰足够遥远,所以它还能造梦,人类还在幻想“手可摘星辰”。

我在B站找到了那部电影《宇宙与人》,又仔细看了一遍。二十年前的动画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十分粗糙,某些观点也不符合宇宙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它的解说词写得很好,有着人类步入新千年时的特有的自信,而这种自信正在一点点消逝。这部科普作品的配音解说是李立宏老师,12年后的《舌尖上的中国》让他成了一枚网红。

抄作业

我有一个多年的爱好——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在社会生活高度娱乐化的台湾,政论节目的红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其趣味性、丰富性远超一般的娱乐节目。这种节目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几乎没有立场客观、思维缜密的政论名嘴。在谈论社会话题上,他们有着充足的自由度,发言几乎随心所欲,不受限制,但主持人和嘉宾嘻嘻哈哈,观众也嘻嘻哈哈,往往只是传递情绪。无论是反服贸,还是反核电,台湾的公共舆论中都没有人认真解释服贸、核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其利弊。缺少有深度的思辨,言论自由成了对社会议题进展的阻碍。

这种泛娱乐化是难以避免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言论越来越开放,社会生活的娱乐化也会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国家,以前新闻联播式的舆论传播方式饱受诟病。虽然这样的节目收视率很高,但公众的接受度低。这几年新闻联播来越年轻化,偶尔会有一些上热搜的表达方式。微博上,紫光阁、共青团这样的大V也紧跟时代的潮流,撒娇卖萌成为常态。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呢?这是不是社会生活泛娱乐化的表现呢?首先,这些传统媒体传播的依然是传统的价值观念,他们除了传播方式之外并没有任何标新立异之处。另外,这种互联网特征的表达是在互联网用户之间自发形成的,传统媒体只是在迁就年轻一代,甚至很多时候他们的表现还略显突兀和尴尬。无论是“阿中”、“阿冠”,还是“抄作业”,这样的表达显然年轻人更得心应手。

也有人把这样的表达方式称之为“公众话题巨婴化”。以前网民只是在私人领域自称“宝宝”,似乎无关紧要,好像在公众话题上延续这种儿童化的语言就让人担忧。这其实大可不必,表达方式在表达内容面前永远是次要的。就拿新闻联播来说,虽然很长时期内是革命化的语言,还是公开的信息源,但不妨碍它是国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的必修课。“抄作业”也一样,它充分说明公众对某些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认可,对另外一些地区的讽刺。不能因为其表达方式就否认其表达的内涵。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用泛娱乐化代替思辨,而不是娱乐化的思辨。盲目地否认公众对社会话题的参与热情反倒容易陷入精英思维里。借用一句周恩来的话,“老百姓喜闻乐见,你反对,你算老几?”

龙应台在一次演讲里不无遗憾地说,“科技发展,网络世代下,知识的门槛被拆除了,原本拥有知识代理权、话语权的,没有了。”这恐怕才是一些人反对“公众话题巨婴化”的根本原因。公知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他们反对革命化的语言,也反对年轻化的语言,更反对革命化语言和年轻化语言的合流。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让年轻一代对社会议题保持热情,更具国际观念和大局观念,社会自然会进步。泛娱乐化值得警惕,借机搞虚无主义更值得警惕。公知并不懂新一代在想什么,在争取新一代这方面,他们也应该去“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