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李公怪论

上一篇博文后面有两位同学给我留言,对我提出了质疑。我感觉他们说的跟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并非纠结于王小波小说的好坏,只是就事论事反对李泽厚的这种“理性论”。如果之前我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吧。之所以反对李泽厚的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他在没有看过王小波小说的情况下,断言王的小说一定写不好。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放到现在的网络上,完全可以划为无脑黑。毛公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比毛公宽容,我一直认为任何人可以就任何问题发表任何观点,只要出自本心,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基本社会道德,这属于天赋的言论自由。但如果没有经过充分了解,草率地得出结论,这种结论多半是没有说服力的。用一个成语来说,这叫管窥蠡测。

二.小说和理性并不矛盾。我认同感性的人,或者李泽厚说的“糊涂的人”,他们更会讲故事。可小说不等同于故事,尤其是现代小说除了故事性之外,还重视结构和形式。有了小说家在结构上的创新,有时候很简单的故事也能给人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很多小说的繁复程度,犹如积木一般,理性的人、重逻辑的人在这方面的创作会更有优势。

三.李泽厚一贯是重视理性的,他因此被很多人批判太保守,他批评某黑马的时候也认为对方太情绪化,不够理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李泽厚重视的理性只局限于社会领域和哲学领域,对于小说,他更喜欢感性。让人搞不懂的是,李泽厚又非常推崇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很多小说,比如《药》《阿Q正传》对国民性的批判都是冷到了骨子里。这说明用理性也可以创作出好小说。

最后我想说,上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只是戏谑。我一点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喜欢王小波,只要我能从他的书里获得独特的阅读乐趣就足够了。于我来说,阅读和看AV一样,是一种私人化的体验,越隐秘越好。自私一点说,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种乐趣。这世上最好的东西能被我遇到,我只有窃喜,哪有工夫管别人。直到现在,主流文学对王小波的认同也是有限的,我只认为那是他们的遗憾。

李公怪论

我没看过他的小说,但我敢说他的小说肯定写不好,因为他这个人太清楚了。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太清楚的人写不出好小说,因为太理性了,糊涂些的人写的小说会比较好看。

以上是李泽厚在一本对谈录里的怪论,李公承认他没看过王小波的小说,接下来又说看了王小波的杂文,大家都说好得不得了,他认为是说过了。文学是主观的东西,自古就有“文无第一”的说法。一部作品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实属正常。但没看过就发表言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况且这人还是八十年代著名的青年导师。

李泽厚是美学家,一贯以理论家的姿态呼唤理性,要求别人学些逻辑,甚至是几何。某位黑马著书批评他,他很少回应,称其文逻辑不通,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只是年轻人的情绪表达,可以理解,但着实没有学术价值。我看了两本李公的对谈录,只要提到该黑马,就如此言语讥讽。知识分子骂人是不吐脏字的,看似是不愿意回应对方的批评,实则字字诛心。没想到他批评某黑马的时候,高举逻辑武器,到了王小波跟前又变成“难得糊涂”了,理性反倒成了王小波的硬伤。李公毕竟看人很准,王小波家学渊源,其父是知名的逻辑学家,自身又是工科出身,据说编程水平也非常高超。看王小波的杂文就知道他是重逻辑的,他的小说虽然精于语言打磨,但也非常注重形式。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之类,莫不是循环往复,有一种独特的逻辑美感。

传统小说讲述才子佳人,乱世枭雄,注重的是故事性,当然是感性较好。现代小说在叙述故事之外,往往还探索小说形式多样的可能性,少了理性就失去了现代性。李公拿旧眼光看待新事物,当然会得出如此结论。即便不说现代小说,我们熟知的鲁迅够理性吧,其小说可是一点都不逊于杂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李泽厚对于鲁迅也极推崇的。为什么鲁迅可以理性地写好看的小说,王小波就不能呢?如李公自己所言,他的这个想法十足奇怪。这是对谈中的话,也就是普通人所说的闲扯唠嗑,有一些妄论也无可厚非。文人总是有一点傲气的,一代导师对另一代的导师肯定有天然的排斥。但同一本对谈录里,你以逻辑和理性要求某黑马,转瞬又因逻辑和理性嫌弃并未读过的王小波小说。立论如此荒唐,标准如此混乱,这实在不是名家应有的言谈。

如同我一开始所说,“文无第一”,任何人都有评价任何作品的权力。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公允的标准,起码不要像自己批判的那样自相矛盾,否则扯上再多的理论也是没有说服力的。我对李公怀着深深的敬意,看这两本书受益匪浅,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看法发人深思,即便到了当下还有深刻的意义。不过就是论事,他的这种怪论在逻辑上是不攻自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太喜欢王小波,害了粉丝病,容不得别人指责他。

欢乐颂

这几天快进着把欢乐颂2看完了,国产剧长于拖沓,随随便便就能拖出四五十集,多亏了手机可以方便地快进,换作电视上我还真不一定有耐心看下去。这种万花筒式、合家欢式的作品是比较讨巧的,主角虽然性格各异,但没有坏人,女观众非常容易把自己代入,男观众也乐于幻想哪一位适合当老婆。所以虽然第二部口碑有所下降,在网络上的热度依然不减。

能够看到的是这部剧的价值观是非常正面的,这在各种稀奇古怪事情都会发生的当下是很不容易的。比如安迪,她的爱一点自私都没有,她时刻担心自己的精神病基因会爆发,给对方带来困扰。曲筱绡最后也放弃所有财产,不再依靠家庭,要自己打拼。樊胜美想通了自己和王柏川的关系,明白自己对他的依赖和索取要多于爱。关雎尔有了自己理想的爱人,她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没有丢掉尊严去爱。邱莹莹也比以前要勇敢得多,要理智得多,而且升职加薪,迎娶高富帅,出任店长,走上了人生巅峰。这些人的主角光环只有一点点,她们虽然成长,却还是过去的自己,并没有变得离谱。过去我们习惯的电视剧结尾,穷小子一定要修炼成武林高手,灰姑娘一定要嫁给霸道总裁。这种故事除了满足一下大众的意淫心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观欢乐颂,它不是最优秀的,在情节上有这样那样的漏洞,但在价值观上却正能量爆棚,几乎无懈可击。不仅如此,观众还会有很多意外惊喜,它顺带批评处女情结,但并没有把那个应勤一棍子打死,而是明明白白告诉观众,应勤是个好孩子,他只不过有自己的价值观。它批判吸血的亲戚,批判老一代人的重男轻女,但樊胜美只是和哥嫂闹翻,对自己的父母还是温情脉脉。欢乐颂传递的价值观是积极的,又一点都不激进,它是中庸的,是让人容易接受的。

什么事情都怕“但是”,这部剧的“但是”就是,它为了表现百态人生,把一群不是一个阶层的人强行拼凑在一起了。一个是高傲的精英高管,一个是永远不吃亏的精明富二代,一个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城市贫民,一个是家境优渥,执着在大城市奋斗的小白领,一个是除了勇敢善良就一无所有的大梦想家。这些人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他们根本不会有共同的语言,因为她们的经济基础,教育经历,人生体验都完全不同。一个人是不可能跳出这些限制看世界的。这样的故事可以讲下去,却还是有一丝不真实。看看你的朋友圈就知道了,是不是有一些朋友离自己越来越远了?你以为那只是时间和空间在起作用吗?

团长

《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部电视剧以前只看过一个开头,最近才集中看完。印象最深的就数迷龙那首东北小曲“你要让我来,谁他妈不愿意来,哪个犊子才不愿意来”,简直余音绕梁。当然小醉的四川话也很好,脆生生的,怎么听都不厌,我几乎每集都盼着她出场。

中国每年都出很多抗日剧,基本上打开电视随便一个台就能看到。虽然好多被冠以神剧的美名,鬼扯得以至于官媒都看不下去,但影视公司照拍不误,电视台照播不误。说明即使神剧还是有很多受众,嘻嘻哈哈打鬼子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你真严肃起来还没几个人愿意看呢。这部剧就吃了这个亏,因为它是少有的把日本人当作强大对手来表现的电视剧。不止如此,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炮灰反倒成了主角,和我们过去习惯的英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以前看过的战争场景完全真实吗?那种手举炸药包炸碉堡,用胸膛堵机枪眼的英雄固然存在,但是普通人呢?我们都没有见过战争中的普通人。他们面对死亡会恐惧,会沉沦,会不知所措,甚至会为恶,这些都是人类最正常不过的情感,不过在文艺作品里很少能够看到。现在很多电影、电视剧的战争场景拍得很好,有一点大片的感觉,可是那种类似一梭子弹放倒一排人的镜头并没有让人觉得战争有多残酷。因为我感受不到他们的呼吸心跳,听不到他们的呐喊,换句话来说,我没办法认为他们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个体。战场上义无反顾地杀敌,这是面对危难时整个民族应有的气质,但是否也允许个人有一丁点懦弱和挣扎的权力?

《团长》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日本人的打法如此死板,我们还是节节败退,从东北一直退到西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通过电视剧的情节本身,我们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像龙文章这样的人,他愿意打仗,甚至痴迷于打仗,可如果没有虞啸卿的庇护,恐怕在他为令不从,从怒江对岸撤回来的时候就被杀头了。像虞啸卿这样的人,他为了一个作战计划,每天睡不够四个小时,但他的屡次升迁靠的不是这些,而是因为上面有个好爹,身边一个谙熟政治的唐基。你会认为这样的能人就应该让他们放手一搏,事实上他们还是要被一些政治力量牵绊、掣肘,根本做不到不顾一切前进。因为总有一部分人在扯后腿,苦口婆心地说“大局为重”,而他那个大局说到底还是个人考量,与国家民族无干。唐基明明白白告诉虞啸卿,风波亭就在南天门上,想做岳飞你就去吧。看看,军人尚且不能纯粹地打仗,这个国家虽然拥众四万万,又哪里有不节节败退的道理?过去几十年了,细究起来,我们还是没什么长进。直到今天,在任何一个集体里都是玩权谋的胜过做事的,而且还要极力杯葛那些做事的。这种文化浸润出来的人,要么思虑深重,常常要顾忌很多无关的东西,要么鼠目寸光,囿于当下的利益,没有长远目标。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再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了。

达康书记的七宗罪

1.李达康重用丁义珍,结果丁义珍贪腐外逃。虽说丁义珍才是光明峰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但李达康毕竟是名义上的总指挥,你口口声声说光明峰是几百亿的大项目,难道就从来没有关心、过问过项目的具体事宜吗?对丁的贪腐是无视,还是根本没看到?造成这种结果,是李达康的用人失察,更是他的自身失职。

2.反贪总局要求协助抓捕丁义珍,在汇报会上李达康力争由地方把丁双规起来,掌握主动权,理由是避免影响光明峰项目,为什么反贪总局办案就影响光明峰项目,地方办案就不影响光明峰项目,反腐还有弹性吗?在GDP面前,反腐也要低头吗?这不是典型的唯GDP论吗?

3.丁义珍外逃后,光明峰项目这个烂摊子就扔给了孙连城。李达康知道陈岩石和沙瑞金的关系以后,身形一转站到大风厂工人那边,高喊“工人们创业要大力支持”,但是他们集资那三百多万,买套房子还凑合,红口白牙就想要一块工业用地。孙连城得罪不起陈岩石一干人,除了推诿还能做什么。这也成了其懒政的罪证之一。你李达康慷慨陈词收买人心,无解的难题抛给下属,是不是也是懒政?

4.大风厂工人要股权,政府出资进行安置,李达康以卖切糕式的处理方法,要财政、维稳和光明区自己认领,不认也得认。地方财政支出可以这么随意吗,纳税人的钱想花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这不是赤裸裸的人治吗?

5.大风厂工会主席被光明区公安局带走,李达康发话,二十分钟之内必须把人带回来。结果警车开道,一路绿灯,二十分钟之内,人果然被送回去了。可这种霸道的行事风格,与民何益?是不是会造成交通混乱,是不是影响更多无辜的人?剧中说赵立春是“朕即天下”,这李达康又何尝不是呢?

6.欧阳菁随随便便一件衣服就一万多,消费水平是不是正常水平?李达康的女儿又在国外念书,日常的花费是不是夫妻二人合法收入能够支撑的?欧阳菁受贿的事情,李达康真的一点不知情?他在官场上人情练达,眼光毒辣,在家里就偏偏一叶障目了?如果他不知情,为什么要急于和欧阳菁离婚切割,难道只是为了不做裸官?中央一再强调,党员干部要管好身边的人,李达康做到了吗?

7.李达康从县处级到副省部级,他做县市长的时候,县市长是一把手,做书记的时候,书记是一把手。这种揽权、擅权是不是违反组织原则?不要忘了我党可是宪法规定的执政党。

据说李达康的原型是仇和。仇和的下场是什么呢?

2015年3月15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指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三天后被免职。2015年7月31日,中纪委宣布,仇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16年12月1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共云南省委原常委、副书记仇和受贿案,对被告人仇和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酷吏一点都不酷。他们依靠人治代替法治,让人忽视制度的完善,以为有两个“好官”就天下大吉了。可不要忘了他们爱自己的羽毛,胜过爱人民的衣食住行。他们看似廉明的举动不过也是为了升迁,或者金钱而耍的把戏。酷吏和贪官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花样”,至于价值实在没有区别。

弹指之间

最近在看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挺有意思的一本书,场景感十足,如果拍成电视剧或电影肯定会很精彩。作者的写法类似于美剧《二十四小时》,改编成剧本应该也比较容易,我相信未来一定能在屏幕上看到这部作品。

这本书里有一个奇怪的时间单位——弹指,作者不止一次用到类似“五个弹指”,“六个弹指”的说法。过去我的印象里弹指应该是一个指示时间的虚词,“弹指之间”,“弹指一挥间”,大家都这么说,也不过是为了表示很短的时间,可马伯庸这么用,显然把它当作一个可以量化的时间单位。如果是普通的网文这么写,我一定不会理睬,可马毕竟有文字鬼才的称呼,而且我每次看到文中写到“几个弹指”,都感觉非常别扭,所以还是花时间查了查这个词。维基百科里这么讲:

佛教梵典《摩诃僧祇律》这本书中记载著:

“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预,二十罗预为一须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

根据这段文字所推算出的具体时间:
一昼夜 = 30须臾 = 600罗预 = 12000弹指 = 240000瞬间 = 4800000刹那
因为一昼夜=86400秒,因此把每个单位换算成秒数,可以得到:

  • 一“须臾” = 2880秒(48分钟)
  • 一“罗预” = 144秒(2.4分钟)
  • 一“弹指” = 7.2秒
  • 一“瞬间” = 0.36秒
  • 一“刹那” = 一“念”之间=0.018秒

原来不只弹指是时间单位,连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须臾、瞬间和刹那都是时间单位。可这显然是佛教经典里的说法,世俗生活中是否有人这么用呢?我又搜索了一下,在现代的文本里,还真没有见到把这些词当作时间量词来用的,可能是我读书太少吧。如果有人知道除了马伯庸还有谁这么用,可以告诉我一下。